不管从纵向还是矢状关系来考虑,都面临着古典性(启蒙理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正如前文已经表明的,其复杂之处在于,福柯主要的著作都在描述和分析古典文化(文明、知识)与现代文化(文明、知识)的分野;古典时期与古典文化、现代时期与现代文化这两方面是他几乎全部主要著作都在重点探讨的课题,而后者更是重中之重。事实上,不管以考古学的名义还是谱系学的姿态出现,福柯的工作都主要围绕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而展开。
文艺复兴意味着现代性对古代性的超越,但一定程度的延续或“复兴”也是很自然的。正因如此,福柯对这一时期、甚至古典时期的描述和分析都免不了要诉诸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文化。然而只是在其后期工作中,他才真正着力关注所谓的古代文化:从写作《性欲史》第2卷开始,他以自身技术的名义专题性地描述和分析古代以及不言明的古代性问题。福柯的主要工作是进行现代性反思,通过勾勒他所谓的现代文化与古典文化之间的断裂,他揭示了现代性与古典性的严格区分,更不用说现代性对古代性的完全远离了。在这一工作中,他明显把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分类运用到了哲学领域。
笛卡尔初步奠基的先验观念主义主张是现代性的原点、启蒙理性的开端。我们可以把前笛卡尔哲学称为古代西方哲学或前现代西方哲学,从笛卡尔时代到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包括前黑格尔的早期现代西方哲学和后黑格尔的后期现代西方哲学),60年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则是当代西方哲学。这样的划分虽然考虑了时间上的分期(古代、早期现代、后期现代、当代),但尤其关注时代精神的变迁(古代性、早期现代性、后期现代性和当代性)。文学艺术意义上的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其实都是哲学现代性的体现,它们分别对应早期现代性和后期现代性。福柯关注的古典性实为早期现代性,其起点是笛卡尔哲学;他经常说到的现代性则是后期现代性,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康德哲学。
我们通常认为黑格尔代表了传统哲学的终结,而在英美哲学传统中,康德哲学才扮演了如此角色。无论如何,福柯没有依循哲学的理路,而是依据文学艺术的惯例来进行现代性反思:以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为时代之不同、以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为时代精神之分别。这明显与他所处的后哲学文化氛围有关。我们应该把他关于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区分看作现代性的内部分期:古典性与古代性在分化中的相关性远不及现代性与古典性在断裂中的一致性。事实上,当他认为19世纪以来的现代哲学一直在回答“何谓启蒙”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连同考虑所谓的古典性与现代性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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