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之后：福柯哲学与当代性的提问法（一） (6-4)

但在福柯看来，「这依然是一种针对身体的权力技术，就像这一技术以不同的方式施加于疯子、病人、学生、军人和工人的身体一样，试图造就的是既服从又有用——越有用越服从、越服从越有用——的现代人」。正因为如此，虽然“在道德观念和司法结构基础上来清理诸种惩诫的历史完全是合法的”，他还是要尝试“以身体史为基础来清理”。[14]总之，他认为“心灵”技术，也就是说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的技术，“既无法掩饰也无法弥补”的乃是作为心灵技术的一种工具的、针对身体的权力技术。

《性欲史》第1卷的情形大致类同于《监视与惩罚》，因为福柯是从维多利亚时代谈起的：在性欲方面，我们长期以来维护、如今仍然服从“维多利亚式的制度”。[15]这突出了从古典时期到现代时期的“连续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单纯压抑的连续性，而是压抑与鼓动相结合的复杂情形。所谓性压抑或性解放之类的断言把复杂的事情过于简单化了。只有借助于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理性的狡计才会获得充分的刻画。福柯明确否定压抑假说，因为针对性欲的权力技术同时具有生产性；所谓的性解放更是一种反讽，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人们“事实上被针对性欲的各种权力机制所烦扰”，而“泛性主义者”弗洛伊德仍然扮演着古典时期的“严厉主义者”或“导师”的角色，“极富成效地重新推动了认识性并将其置于话语中的古老命令”。[16]

无论如何，这本著作大体上维持着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的区分，基本的描述和分析模式与《监视与惩罚》相似，突出了权力关系的“战争模式”而非“法律模式”。但从第2卷开始，通过转向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早期，福柯开始了所谓的自身技术的历史探寻。

二 现代性的大体内涵

从前面关于古典与现代的分期可以看出，福柯的现代性反思有其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资源。他在著名的《何谓启蒙？》中表示：人们通常“把现代性作为一个时代，或无论如何作为勾画一个时代的那些特征的集合来谈论”，认为它“被一个或多或少幼稚的或陈旧的前现代性领先，被一个谜一般的、令人不安的‘后现代性’尾随”，人们进而想知道“现代性是否构成为启蒙的继续和发展，或者是否应当由此看出相对于18世纪的基本原则的断裂或偏离”；他本人则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态度”而非“一个历史时期”，是某些人自愿选择的“对现时性(actualité)的一种关系方式”；如此一来，与其“打算把‘现代时期’从‘前’或‘后’现代时代区别出来”，不如“研究现代性的态度自形成以来是怎样同‘反现代性’的态度相竞争的”。[17]在界定现代性时，虽然不顾及“前”、“后”关系是不可能的，但瞻“前”顾“后”显然是有问题的。在另一个同名的文本中[18]，福柯注意到人们通常是在与古代性的对比中来界定现代性的，而他提出了新的界定方式：“非常概要地说，现代性问题是依据古代性和现代性这两极的轴线在古典文化中被提出的。它要么通过接受或拒绝的一个权威(将接受何种权威？将依循何种模式？等等)的某些术语获得表述，要么以一种通过比较来提高价值(但与其相关)的形式获得表述：古代人优越于现代人吗？我们处在一个堕落的时期吗？等等。我们看到提出现代性问题的一种新的方式不是出现在一种与古代人的纵向关系中，而是出现在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与它自己的现时性的矢状关系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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