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之后：福柯哲学与当代性的提问法（一） (6-3)

福柯写道：“我们清楚地看到，现代思想中的非笛卡尔主义在其所具有的决定性的东西中，并不是发端于对天赋观念的讨论或对本体论证明的指责，而是发端于《拉摩的侄子》这一文本，发端于它在一种只有在荷尔德林和黑格尔的时代才能被理解的倒转中所标示的存在。”[7]通过对诸多作家的分析，福柯试图表明，虽然“在全部后黑格尔思想中，人都将通过精神和理性的运作从确定性走向真理”，但“拉摩的侄子”已经预示了19世纪人类学的另一种维度，也就是“非理性的谵狂”：在现代世界中，“非理性的非存在变成了毁灭的力量”，它意味着西方世界已经迎来“在暴力中超越理性”且在“辩证法的承诺”之外重新恢复古代世界的“悲剧体验”的可能性。[8]他明确告诉我们，在现代世界里，堕入疯癫的作家、画家、音乐家的数目有增无减，但他尤其突出了尼采、凡·高和阿尔托的疯癫的独特意义：自以为可以借助心理学来测度疯癫、来为疯癫辩护的现代世界必须在疯癫面前为自己辩护。[9]

《词与物》关注的时间段与《疯癫史》大体相同，围绕“知识型”或《知识考古学》所说的“话语构成”为我们分别描述了三个时代的“词”与“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这里涉及的不是传统意义的人文科学“史”，而是人文科学“考古学”。文艺复兴时代在其中所占篇幅不多，古典时代虽然是描述和分析的重点，但所谓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来的“现代时期”才是重中之重，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现代性”。

福柯这样写道：“这个考古学探索已经表明了在西方文化的知识型中的两次巨大的断裂：开始于古典时期(大致在17世纪中叶)的断裂，以及在19世纪初标志着我们的现代性之门槛的断裂。”[10]现代知识有别于古典知识，正像古典知识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一样。在整个古典时代，表象理论与语言理论、自然秩序理论和财富及价值理论之间存在着连贯性，但从19世纪开始，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另一种知识型中体现出来。福柯明确承认了《词与物》与《疯癫史》的关联：“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研究作为一种回音，稍微回应了撰写一部古典时代的疯癫史的计划；它在时间上有一些相同的节点，把文艺复兴末期作为出发点，它也在19世纪转折点上遇到了我们至今尚未走出的现代性的门槛。”[11]《疯癫史》围绕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侧面地、外在地描述了理性的进程；《词与物》则着眼于知识的形式结构，正面地、内在地展现了理性的历史。

在《监视与惩罚》中，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的划分依然是非常明显的。该书以描述1757年3月2日达米安因谋刺国王而被判处“公开认罪”、接受酷刑的惨烈场面的报道开始，进而列举了80年后福歇制定的“巴黎少年犯监管所”规章第17～28条。福柯把它们归结为“一种酷刑”和“一份时间表”。虽然分开它们的时间不到一个世纪，虽然它们制裁的不是相同的罪行或惩罚的不是同一类型的犯人，但“它们各自代表了一种刑法方式”。[12]他显然把重点放在了现代阶段。他表示，“本书的目标”是“现代心灵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的相关史”，是“现行的科学-司法复合体的一种谱系学”。[13]这似乎是要写一部“现代心灵”接受审判的历史。然而，在他展示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中，现代惩罚技术的真正对象依然是身体。古典时期是心身分离的时代，惩罚的技术主要针对身体，目的是拯救心灵，正如作为非理性之极致的疯癫被完全禁闭以便突出理性的绝对主宰一样。然而，现代时期开始承认身体的地位，心身的统一获得强调，惩罚也因此采取了“人道的”心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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