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言·字——评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一） (6-4)

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与“在场”的观念之间存在本源性的意指关系（signification）：“特别是对真理的意指，对真理的一切形而上学规定，直接与逻各斯的理性思想的要求密不可分……语音的本质直接靠近作为逻各斯思想之内的、与意义联系的本质……”〔3〕这里，心理经验派生语音，语音的意指对象（观念）都是“在场”，而文字却不在场，因为声音和对象都不是文字，文字离开声音和对象便什么也不是，它一无所有，整个哲学文化充斥的只是“声音与现象”。“在场”的原则是我们至今奉行的理解事物的原则，渗透到我们的语言和思想方式中。我们依赖逻各斯，就像教徒离不开对上帝的信仰。「我们需要阐释意义，否则文化世界将一片黑暗。造物主给我们意义，就像用逻各斯之手铭刻真理在心灵」。

解构的方法是把代表观念的概念打上“引号”〔4〕，把它们仅仅当作符号，将符号所代表的思想含义悬搁出去。德氏认为，在这种方式中，“思想”意味着虚无。他解释说：“‘思想’（‘思想’即被称作‘思想’的词）意味着无：它是名词化（substantified）的虚空，是无派生物的自我同一，是力的‘延异’（différance）的效果，一种话语或意识的虚幻王国，它的本质、基础（hypostasis）会被解构……”〔5〕

同理，他把词的意指对象（最典型的是专名“自我”）说成是虚幻的，所谓“自我”一词只是逻各斯的化身，是意义之源。从解构观点看，哲学上的纯粹自我只是一个抽象的点，普通的代词，这个所谓作为源泉的纯粹自我并不等值于活的生命个体，所以这源泉是无，甚至只是一种隐喻（光源）。

如果源泉是“无”，出发点便被“悬搁”了。按德里达的特定说法，在形而上学那里，逻各斯是源头，它与思想是同一的，声音与意义是对应的，这种同一也是历史的同一。在历史上，这种对应性就像两条平行的、不中断的直线。声音与意义之间这种直线的历史同一性就是传统理解的时间性。显然，德里达将传统的时间概念连同与其方向一致的起源（逻各斯）和目的（理念）一同悬搁了。

从康德到海德格尔，人的概念背着本体论的沉重负担，人被置于逻各斯的位置和作用，声音和现象都属于人，人就是“上帝”。在德里达看来，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对“起源”和“目的”的摧毁，也是人的“终结”。

德里达提出，人的“终结”也是书的“终结”。「在逻各斯的统治下，全世界只有“一本书”：解释逻各斯的书；只有一个作者：一个大写的人」；书的世界只是逻各斯的世界。离开书，世界似乎便是不可知的。书的出现并不是对“写”的赞扬。从柏拉图开始，书就被看作一种沉默的对话，这里，对话和思想是一回事，书是心灵对话的表现。

综上可见，存在一个以逻各斯为中心的结构，这个结构是自我封闭的（结构内的任何成分都受起源和目的的束缚），最基本的结构成分是“能指”与“所指”的对立。「所谓消解结构，在于分析逻各斯中心特权“能指”及先验“所指”（观念）特权的虚幻性」。随着“中心”的解体，能指与所指对立界线的解体，整个形而上学的基础就崩溃了。

应该说，“解构”造成的震动令人愕然：它使西方形而上学的动机——寻找起源和归宿（甚至海德格尔也无法离开这个动机：回到存在之家）的愿望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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