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哲学的“断裂”早在康德就开始了,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只在完成康德和胡塞尔的使命,一层层剥离“形而上学语言用法”的皮,显示“事物本身”——断层撕开后的东西。这象征着20世纪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与传统有了重大区别,逻各斯的理性被“搁置”了。
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不同的是,他试图从根本上剥夺形而上学,其解构理论呈现为迄今最激进的反形而上学姿态。
二、德里达的理解方式
德里达对“哲学”的批判链条,散见于他对其他哲学家的解构式阅读中。如果称“解构”为一种“批判理论”,那么解构式阅读只是这理论的特例。鉴于德氏风格的“隐晦”,为明晰起见,我采取把理论与特例分述的方法。
(一)驳形而上学
德里达认为,形而上学是逻各斯中心论(Logocentrism)或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m)。德氏追溯了西方哲学传统,认为上溯苏格拉底,直至海德格尔,都未彻底脱离逻各斯的统治,因为哲学总是以逻各斯或人为中心寻找真理。「“智慧”总要说,说比写更自然,离人最近,是活生生的;文字只是用约定的符号描述说,是间接的“听写”,是僵死的」。
西方文字的拼音性集中表现了说对写的支配,这种写音文字才是“形而上学”的真正秘密。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反形而上学立场不同,德氏批“语音中心论”的目的在反“在场”(présence)的形而上学。说话所表达的观念对象就是“在场”,或显现的“现象”。在传统中“声音”(说)与“现象”密不可分(无论把“现象”称为存在、思想,还是真理、意义等)。当声音通过“文字”表达现象时,文字不过是工具,写只是记录的符号。
总之,在德里达看来,形而上学就是以逻各斯或语音、“在场”为中心,这个中心支配着传统的思想方式、日常语言、伦理道德、价值判断等等。围绕这个中心,形成说对写,同一对差异,真对假,善对恶,生对死,存在对无的统治。它们之间对立的界线在被解构之前从未被彻底超越。对立中的前者是“在场”,后者是“不在场”(或扭曲的假象),处于被否定的附庸地位。
“在场”的“意义”源于逻各斯。如果消解了说对写的统治和界线,意义便被埋葬了,这是德里达的基本解构战略。
在柏拉图的对话集中,“写”(pharmakon )的使命是唤醒理念的记忆,但柏拉图已经意识到,pharmakon在希腊文中含有“药”的意思,因此它兼有记录和歪曲理念两种作用,它或为“良药”,或为“毒药”。「德里达引申为文字从没有对心灵观念忠实的表达,因为文字总倾向于相互影响,这种叠加(隐喻)总会离要说的原义越来越远。既然写无法忠实地摹仿说,差异与离异便不可避免」。
德氏攻击“说”与“写”遵循的逻辑同一性或直线性:“至于直线论……我总把它与逻各斯中心论,语音中心论,语义论和唯心论相联系”〔2〕,它也是形而上学传统延续的秘密。德氏认为,这条直线从来就是断裂的,哲学要追溯始源性的精神理念,但缺少由此及彼的桥梁:话语转瞬即逝。记忆将遗忘,而写音文字天生有叛逆性格,文字相互关联的“寄生”性格逐渐远离了说、精神或记忆。经典“原义”追溯不到,写总要“毒死”记忆,开辟自己的空间,把逻各斯悬搁起来,为自己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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