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也说,意识是假象,「本能的心理活动是无意识的,却被意识的交往掩盖了。无意识的典型是梦,梦的符号把意识的意义和对象“抹掉”了」,梦之意识需要重新破译。
胡塞尔提出:“面向事物本身!”他所谓“事物本身”是在隔离“自然的观点”之后得到的现象,而“自然的观点”就是以往西方传统哲学文化观察世界方法的总称,主要是逻辑理性的思维态度。
我认为,胡塞尔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发动了一场名符其实的哲学革命,使20世纪哲学面貌产生根本变化。现象学批判传统自然思维(或逻辑思维)的态度,把这种态度“悬搁”起来,「实际是把整个西方哲学文化传统“悬搁”起来,回到先于逻辑的东西」。尼采对传统的批判,弗洛伊德对意识的批判,都是一种“悬搁”的态度,胡塞尔之后的欧洲哲学,不断演化了这种“悬搁”:存在哲学,释义学,结构主义乃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从不同角度在寻找先于传统本体论和逻辑认识论的东西,“面向事物本身”是他们的共同倾向,其蕴意在于反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当然,胡塞尔、海德格尔、20世纪法国哲学家们,甚至维特根斯坦,对“事物本身”的理解有很大差别,但这不妨碍他们在反形而上学上的一致性。
围绕逻各斯传统的光环是心灵的智慧:它的要素是抽象而神圣的观念,表现为实体、概念、理念、真理等等,它们是形而上学的意义,通过传统的思——在对立的思维方式表示出来。
维特根斯坦以他实证且幽默的口吻表示他的态度:我们只能说可说的东西,对不可说的东西应保持沉默。对他而言,实证的领域属于语言,而不属于观念。他晚年最后的结论是:可说的只是我们如何去玩语言游戏,游戏的界线并不超出语言的界线;不可说的是游戏之外的一切(如语言游戏之外的对象、思想、心灵),如果硬去谈论它们,便在使用形而上学语言了。
海德格尔则认为以现象学方法排除对存在与真理的逻辑性理解之后,「遗留的“现象学剩余”是一种被传统遗忘了的存在,对这种存在意义的阐述,需要一种原始的诗的语言和新解释学,它不是“爱智”的知识,而是智慧之根」。我们已习惯了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但海德格尔的存在却是疏远且朦胧的。当海氏说思是诗时,思已离开传统中高悬的逻各斯很远了。海氏“思”的开始是传统“爱智”的终结。
当代法国哲学家们一反清晰明了的唯物主义传统,其庞杂晦涩令人困惑,这是由于他们书写的文本自身的困难造成的:这些文本与“形而上学语言”之间出现裂层,而文本的作者们不是传统哲学家,他们是人类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历史学家、文艺批评家等等。
近代哲学,特别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反形而上学”潮流是在回答康德提出的一个老问题。康德的问题是:“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否可能?”他的“三大批判”向我们揭示出形而上学是如何一步步被驱逐出科学,在实践理性(道德),审美(诗与艺术)和信仰领域保留自己的地盘。康德终于不能建立起一门科学的形而上学。换句话说,「被保留的地盘中没有科学,只有信仰,这才是康德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它等于宣告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传统哲学问题的破产,是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而上学问题的颠覆」。
一百多年后,胡塞尔只是以变换的方式提出与康德同样的问题:他以前的哲学都是形而上学,所以要以“悬搁”的方式置之不理,从而直视“事物本身”。以下观点中胡塞尔与康德又不期而遇:理性的思维方式对自然科学问题是有用的,但当它超出这界线,去证明形而上学命题时则是虚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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