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字学的书写”只有在“痕迹”的背景下才容易领悟。“痕迹”开启了一个新的活动空间,新空间中没有旧哲学的位置,文字学不用新的哲学概念代替旧的概念,因为“哲学”也可以“涂掉”。文化与文字密不可分,可从文字见哲学、宗教、政治、伦理等等。德里达的文字学批判具有对一般西方文化批判的作用:传统西方文字的交流是单纯和直线型的,表音文字适于这种交流,它有固定的含义,从说话到文字到思想,一以贯通,在转移中含义不损失,这曾被视为表音文字文明高于象形文字文明的证据。现在德里达却说表音文字幼稚,因为文字学的“相似家族”暴露出传统交流的虚假,它是“白色的神话”。“交流”从来就不是畅通无阻的,古人云:“言不尽意”,可见语意传达之困难。
德里达亦说,书写不能传给“收信人”,因为中途有太多的延搁,太远的距离和零乱的播撒。文字没有“地址”,它不在场,所以他说,收信人“死了”(传统的交流“死了”),理解的权威(意识)“死了”。书写成了“孤儿”,四处飘零,无家可归,它只好“播撒”自己,与意识和语义的直接同一性“断裂”。
文字学的语境是反逻辑的“流浪”,它不定性。流浪的字形成怎样的文本?“我会说我的文本既非哲学,亦非文学……溢出、嫁接、蔓延,这就是我说的书写。”〔15〕对德里达来说,传统的哲学和文学没有了,只有书写的文本,文本外一无所有。
三、哲学的开放与宽容
在评价德里达之前,简单回顾一下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必要的。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这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在对形而上学理性成分的检验中,康德遗憾地宣布:尽管人类对理性寄予厚望,但希望终于变成失望,思维的本体对象是无法证明的。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康德的思想:其一,康德论断的价值在于,他要从根本上改变哲学的面貌,纯粹理性的物自体,只是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彼岸,一个美丽的先验幻象,形而上学只是自命不凡地在这种幻象中争论永远无法实证的观念对象。
其二,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虚假的同一性。对这种同一性的论证是以它从来没有真正实现为前提的,因而它是毫无效果、毫无进展的假问题。
其三,康德自称他的科学形而上学(以先验综合判断为标志)计划是新的哥白尼革命,当我们扬弃康德哲学中不可避免的旧形而上学痕迹之后,很容易看出,康德试图把科学的形而上学引入实证领域,为此,直觉经验和时间空间成为这一领域的主要成分,但这些成分在旧形而上学问题之外。
其四,康德的科学形而上学意谓着:只有在实证领域中,形而上学问题才能有所进展,这是他对形而上学是否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
康德留给20世纪的哲学遗产是:
• 1.宣布了传统哲学问题的断裂,即思维与存在之间关系的断裂,它们之间有无法逾越的鸿沟,一切旧形而上学的虚幻皆出于此。
• 2.承认形而上学问题走向科学化的途径是实证,离开实证领域必陷入永无进展的虚幻思辨。
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都在试图完成康德的使命:传统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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