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们在对本体论的态度上存在巨大差异,虽然表面上二者有某种相似性。海氏曾在“Being”上划叉,表示对“存在”的习惯理解方式的悬搁,以示删除后的“在”;德氏采取的是抹去符号意义的痕迹式书写。这两种“涂改”的意义不同,“存在”在海氏那里始终是起支配作用的概念,它“在场”,是“词源”,而德氏的sous rature 只是涂改后的“道道”,它是在场缺失的标记,它无起源。
德里达要“重写”海德格尔对“存在”的理解,因为“海德格尔主义者的思想是重述而不是摧毁了逻各斯和存在的真理”〔9〕,或者说海氏还相信有一个居住着“存在”的家(语言),“思”要服从“在”的声音(话),关于“在”的“思”要通过“话”传递出来,才被“听”到等等。德氏的文字学符号却是沉默无语的,它不“说话”,因为只要说话,就即刻落入形而上学语言,阐述它是什么,要它显示(现象学),而文字学却是“隐学”,它从不“在场”,它不可说,“对不可言说的东西要保持沉默”。如果硬要说,便在说“神话”。海德格尔欲返回诗化语言故土,德里达诉诸的文字却是飘零游荡的,它断裂、流浪,没有故土感情。
在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思想中,思、史、言、字之间是天水相连的。他们呼唤没有被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发现的诗或文字,表达日常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但是,海德格尔是现象学家,他仍要描述一个意义世界;而德里达则是隐晦哲学家,他敞开一片哲学视野从未达到的“处女地”〔10〕。
德里达的解构式阅读是他对形而上学施行解构操作的“实践”步骤,这种“阅读”是在形而上学文本内部对其话语结构的破坏行为。这种行为并不是消极的读,而是一种新的写作方式。这种积极的文字是在与形而上学文本的抗争中实现读解的。作为读解的效果,重写是一种隐晦的“重建”。在这个过程中,读与写并无界线区别,它们之间的差异仅在于它们是同一解构过程的两种效果。德里达的文字学是一种破坏后的“积极成果”。
为了与“语音中心论”相对抗,德里达文字学理论中极少用传统哲学概念,他转引许多生僻的、来自非哲学领域的词,甚至生造了一些词。这些词不仅生硬难懂,而且词义相互蕴含,具有“家族相似”的特征。它们的共同倾向是:离开逻各斯传统,离开西方文化的根。下面,我们来破译这个文字学家族的两个关键的“字”。
1.“différance”:这是德氏极为推崇的字,我把它译为“延异”。法文différence(差异)中的字母e被置换为a,成为différance,这字在字典中没有,是德里达生造的字,但读音与différence相同,德氏欲依此字说明文字学特性:它是不守文法规范、多方位、无秩序的,是一种复杂的编排结构,它从写音文字中“溢出”,用a代替e,只是字形变化,可以读它,写它,但无法听它,无法在说话中理解两字的区别(发音相同)。这与西方传统理解方式相悖(按照传统,写是写出读音,由读音可理解文字意义),它使理解成为静默的符号、铭刻。德里达甚至由符号的形状想到古埃及的金字塔。différance中的a是个死寂的“古墓”,那里有座石碑:“假如人们知道如何破译铭刻的碑文——它近乎宣布该暴君的死亡”〔11〕。这个暴君无疑象征着逻各斯的写音文字传统。“延异”(différance)从不显现出它完整的意思,它不是观念或概念,离开了西方真理传统。
追溯词源,法文différé源于拉丁文diffe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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