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和奈格里对诸众的论述建立在美国革命所创造的一个神话之上。那就是,主权问题可以通过服从“诸众的创造性运动”来解决(哈特和奈格里 2001:162)。相反,德勒兹坚持认为,这种对主权问题的理解恰恰具有神话性质。此外,他还坚持认为,美国革命是“失败的”,尤其是它所催生的人性和民主政治概念是“失败的”(德勒兹 1998:88)。德勒兹认为,只有一个概念我们可能仍想从美国革命中保留下来,通过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在当代维持一种政治:革命概念本身(德勒兹和瓜塔里 1996:100)。为了重新认识革命的概念,为了能够再次实现革命的可能性,我们需要从革命的概念形式中抽离出其人性和民主的内容。德勒兹赞同康德的观点,声称“革命的概念并不存在于与革命必然相对的社会领域里进行的方式中,而是存在于人们思考革命的‘热情’中”(同上)。因此,重塑革命的概念在如今需要系统地反对其与人性和民主理想的历史现代联系。它要求我们只体验“作为人的耻辱”(同上:107)。他认为,这种耻辱是针对“民主国家”根据“我们时代的价值观、理想和观点”建立起来的“卑鄙和粗俗的存在”形式(同上:107-8)。 “没有主权的世界”的政治理想,即完全自我组织、不诉诸统一的人类社会中的集合,是激进政治思想中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理想之一。然而,德勒兹的许多批评者却称赞他正是倡导这种理想和可能性。德勒兹本人虽然也参与并赞扬了 多重性作为自然趋势和力量 相对于 统一性趋势和力量 的优越性。但正如我们所见,他始终坚持多重性与统一性趋势相结合的必要性。在面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时,他坚持认为,政治理论和实践只有建立在对统一在政治斗争中必要作用的理解之上,才能有意义地建立起来。他对西方历史发展的描述所关注的大量政治变革形式、巨大的历史分裂和动荡都是由集体项目支撑的。促使他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在建立特定的政治主权模式时,新的反战略集体是如何出现的?反过来,这些集体又是如何“开始另一种冒险,表现出另一种统一,一种游牧式统一,并参与到游牧式战争机器中”(德勒兹 2002:259)?这不仅仅是德勒兹的一个历史观点。他认为:“今天的革命问题是在我们各种斗争中找到某种统一,而不是依赖政党或国家机器的专制和官僚组织:我们想要一种不会重建国家机器的战争机器,一种不会重建专制内部统一的游牧式统一”(同上:260)。那么,德勒兹认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实现这种游牧式统一?它与现行主权形式下糟糕的统一形式有何区别?答案在于,他认同并表达了对那些“被征服的人民”(同上:108)“可恶的苦难”(德勒兹和瓜塔里 1996:110)的声援,这些人对实现特定统一形式的可能性的追求使他们置身于民主多数的专制统一之外,并对其构成威胁。
德勒兹在生前认为,巴勒斯坦人正是这种游牧式统一的一个典型例子。这并不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是一个特定的预先存在的民族,由于他们的整体身份与多势派统治的差异而被驱逐出特定领土(德勒兹 1990b:126)。而是因为,只要他们反对这种排斥,他们就会恢复和部署多重性的政治力量,所有“人民”都是通过这种力量形成的,他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力量再次改变自己。根据德勒兹的理解,“人民”的概念不能指“已经存在的东西”,而只能指“此刻缺席的东西”,只存在于为缺席的东西而奋斗的抵抗实践中(同上)。巴勒斯坦人对统一的追求是游牧式的,因为它只能通过行使多重性的政治力量来实现,这些政治力量旨在摧毁排他性的主权形成。除了与后者形成的从属关系之外,它还将被剥夺任何游牧性质。但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如果不能提出反制 统一性排他 的主张,它就不会具有政治形式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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