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生命世界中的能动性似乎与归纳的问题关系不大。但桑塔亚纳明确地将两者联系起来。他通过剖析使我们得以将心灵状态(mental states)归给他物的动物信仰的结构,认为“【表明】世界上的其他活物也有灵、而且它们私下的沟通至少和我一样刻苦、荒唐的源自自然的类比”与接受“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能够思考”的泛灵论(animism)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差别:“我无法想象这种普世的灵性或思考能力的特性,因为它的器官或对象与我自己的不同。它的形式无疑与物质存在的形式一样纷繁;只要石头像我一样生活,它就会像我一样思考”(桑塔亚纳,第250页)。在1916年写给克莱科莫洛(Kleicomolo)(包括莱茵哈特·克莱纳(Rheinhart Kleiner)、艾拉·科尔(Ira A. Cole)、莫里斯·莫伊(Maurice W. Moe)和洛夫克拉夫特在内、由其姓氏首字母命名的书信团体)的信中,洛夫克拉夫特预先呼应了桑塔亚纳,也许带着点讥讽:“我们怎么知道叫做‘生命’的原子运动形式是所有形式中最高级的?说不定最具优势的生物——最理性、最像上帝的存在——是一种看不见的气体呢!又或者,它是一团灿烂火红的熔融状星尘。谁能说人有灵魂,而岩石就没有?”[22]
无论洛夫克拉夫特相信些什么,他的想象力都被这样一种想法所吸引,即存在着能动性、生命、思想形式都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它们可能就在我们周围。休谟的问题教导我们无法决定性地排除这种可能性;古德曼的谜题则告诉我们,这些生命也许遵从或承认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的自然法则。桑塔亚纳和洛夫克拉夫特把这两个问题放到一起,将陌生心灵现象的可能性与外来物理现象的可能性合二为一。他们共享一种类似罗素的“中性一元论(neutral monism)”的唯物主义:反对心灵与物质的二元性,但对仅有的单一形式的物质及属性之本质持不可知论。[23]终极现实既不是心灵的,也不是物质的,又或者两者皆是;无论如何,其内在实质我们都无法触及。归纳推理可能失效;它或许在某些地方管用,可依赖的说不定是全然陌生的概念;而即便在最成功的时候,它也只能阐明事物间的关联模式,而非现实的本质。
在《星之彩》中,运动(movement)成为了接下来这组概念的转喻。“移动(moving)”可以指产生运动、改变位置或姿势,也可以表示感人、可悲。[24]它能模糊心灵与物质领域间的界限,又或者将其融合。当加德纳夫妇向井内望去,他们被“‘其中移动的(moving)色彩’”给吓坏了(《星之彩》,第183页)。而当阿米走进阁楼,发现纳胡姆的妻子正在解体时,“【奇怪的】色彩在他眼前舞动”(第187页)。“但这件事最可怕的地方在于,那东西在不断崩碎的过程中很缓慢却肉眼可见地挪动了(moved)……角落里的形状再也没有作为移动的东西重新出现在他的故事中。有些事情是不能提及的;普通人的所作所为有时会受到法律的残酷审判。我觉得阁楼里没有留下任何会动的(moving)东西”(第187页)。把“移动(moving)”理解成双关语——即移动的物体或颜色既有生命、又很可怜——是否显得不自然呢?洛夫克拉夫特给了我们暗示。故事快结束时,久经沙场的调查人员来到纳胡姆的农场搜查他的房子:“尽管【他们】已经对可怖的经历习以为常,可没有一个人对阁楼里发现的东西无动于衷(unmoved)”(第190页)。看来一件令人感动的(moving)东西到底留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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