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证据表明洛夫克拉夫特读过休谟的著作,尽管说不定事实如此(IAP,第318页)。他的认识论更可能来自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他在一封信中称其为“当世最伟大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7]那时洛夫克拉夫特的判断并不显得古怪。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在1926年出版的畅销书《哲学的故事》中将桑塔亚纳与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并列为美国哲学巨匠,而洛夫克拉夫特正好读过这本书。[8]他建议他的收信人“从【桑塔亚纳】的《怀疑论与动物信仰(Scepticism \& Animal Faith)》开始”。这本书出版于1923年,同年洛夫克拉夫特就在全国业余新闻协会(National Amateur Press Association)的主席致辞中首次引用了桑塔亚纳的观点。[9]桑塔亚纳在《怀疑论与动物信仰》中介绍了一种类似于休谟的认识论。[10]如果我们将自己局限于可证明或确定的东西,我们将一无所剩;在此意义上,怀疑论者是对的。关于物质对象、未来、乃至于我们自己的知识都依赖于所谓的“动物信仰(animal faith)”,一种超越给定事实的适应性倾向:它让我们假定一个物质世界,也让我们推断面包会滋养我们,因为它曾经滋养过我们。桑塔亚纳呼应了休谟的心安理得。他的目标不是去质疑动物信仰,而是要搞清楚动物信仰在认知中的作用。
洛夫克拉夫特在他于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写给同为科幻小说家的弗里茨·莱伯(Fritz Leiber)的信中概述了他的认识论。他借鉴了桑塔亚纳,但更踌躇不决,也更悲观。他写道:“感知和推理的能力,作为起初仅为了满足原始的需求与满足而发展起来的品质,始终受制于唤出它的原始本能和情感。”[11]就算我们不得不使用这种能力,“【我们也】永远无法了解我们的自然法则多大程度上能在时空的鸿沟中保持功效,以及我们的这种能力会在何时改变其表现形式。”[12]我们无法确定,但我们可以理性地推测。洛夫克拉夫特与桑塔亚纳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对科学的质疑,而在于对动物信仰的失望。洛夫克拉夫特热切地渴求确定性。他说,“我的心理构成中最主要的情感”——“那种通过敏感的想象力将自身及其限制与广阔而富于煽动性的未知深渊放在一起衡量,从而体验到的混合着惊奇与压迫、炽热而无法熄灭的感觉”——助长着对不知的焦虑。[13]这种恐惧赋予了《星之彩》活力。
在洛夫克拉夫特的故事中,不知姓名的叙事者为勘测水库的预定选址来到一座虚构的新英格兰小镇阿卡姆的西边。这位勘测员被该地点如同“炸坏的荒地”般寂静、灰烬色的景象所惊扰;他找到当地的农民阿米·皮尔斯(Ammi Pierce),了解到了所谓“奇怪的日子”中发生的事情(《星之彩》,第170页)。40年前,一颗陨石曾坠落于纳胡姆·加德纳(Nahum Gardner)的农场。它奇特的颜色和各种飘忽不定的性质让科学家们大惑不解,然而它很快就消失进了土地里。第二年,加德纳的农场迎来了很不自然的大丰收,还有灰枯病、腐烂和死亡。加德纳一家支离破碎,阿米无能为力。尽管留在加德纳农场水井中的那部分陨石最终自己发射回了太空,但地球上还是剩下了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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