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之彩（一） (6-2)

休谟的奇特之处在于他从未考虑过这一结论。他平静地认可“一个【关于未来的】命题可以从另一个【关于过去的】命题合理地推断出来”，而且“这些【是】几乎所有知识都依赖的推理过程（reasoning）”（休谟，第22、27页）。休谟实际上没看到什么认识论问题。读者被误导了，因为他不断强调归纳推理的结论“不基于推理（reasoning）或者任何关乎理解（understanding）的过程”（第21页）。休谟的意思是它们不是演绎（demonstrative）证明或推理的产物，而不是说它们不合理。他探讨的话题不是归纳推理的合理性，而是它的心理学。[2]他不认为归纳推理可以从逻辑上论证：这么做需要的前提会带着我们兜圈子。但正因如此，归纳推理不需要这样的假设。它是惯性联系或者条件反射的结果。因为先前吃过面包，我就会把面包的外观和气味与饥饿的满足联系起来，从而期待能再次从中获取养分。尽管休谟说这是一种“怀疑论的解决方案（skeptical solution）”，可他从未质疑过“经验的权威……人类生活的伟大指南”（第23页）。

故对休谟而言，归纳的怀疑论问题既不怀疑论也不是个问题。出乎意料之处不在于他对我们通过归纳得来的知识提出了挑战（他实际上对此心安理得），而在于他如此接近一个困扰后续哲学家的认识论难题——即，我们凭什么排除未来与过去不一样的可能性？——却对其毫不在意。休谟对科学知识仅仅依赖于人类的心理学事实、依赖于我们如何碰巧用过去预测未来的想法乐观得出奇。他似乎并不认为这种倾向需要得到辩护，也不担心我们的倾向会各有不同。相反，他为归纳推理的机制做出了诉诸于习惯和风俗的平凡解释。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于两个世纪后回顾道：“休谟以一种清爽且接地气的（non-cosmic）方式解答了对未来的预测如何与过往的经验相关联。”[3]

休谟的心安理得为H·P·洛夫克拉夫特宇宙尺度的（cosmic）视野提供了背景。洛夫克拉夫特将恐怖与科幻小说融合起来；这被解读为其形而上学的某种寓言：机械唯物主义、对目的论的否定，以及人类在广袤又冷漠的宇宙中的渺小。[4]他对哲学有着严肃的兴趣，范围从德谟克利特和卢克莱修一直到叔本华与尼采，再到伯特兰·罗素。然而，根据洛夫克拉夫特权威S·T·乔希（Joshi）的说法，“认识论是他哲学思想中最薄弱的领域，单纯是因为他没怎么注意到它”。[5]

洛夫克拉夫特也像休谟一样心安理得吗？是，也不是。和休谟一样，他并不怀疑归纳推理的权威性以及其得出可能结论的能力。与休谟不同的是，他对归纳的非必然性、归纳可能失效的事实以及归纳如何依赖于人性中偶然的一面非常警惕。在归纳的认识论问题之外还有一个被大部分哲学家忽略的存在主义式的问题（existential problem），即应该如何看待我们认识论资产的脆弱。该问题启发了洛夫克拉夫特最有力的小说之一——《星之彩（The Colour Out of Space）》——一扇通向我们归纳孱弱病（inductive frailty）的感性窗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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