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对于加西亚来说,这种最终的执行论式也是一种操作性协商的一部分,在其中,一个客体的身份是由其与其他客体相互作用时表现出的展示属性的新能力所决定的。这是一个展开虚拟性和过程的相对过程,是一个与统觉(apperception)面对面产生疑难争执的程序。与布莱恩特的"相空间"一样,加西亚的强度概念展示了如何将性质和属性理解为局部显示或点,从而预决定任何现实化的能力。
加西亚从他的项目开始,追溯了古代的救赎或智慧的观点在今天是如何“被我们整个存在的模拟或进步所取代,直至其电气化[......]我们的判断的秘密原则,我们巨大的隐藏的先天(a priori)"(14)。通过对当代科技、文化和技术的考察,加西亚选取了一些广告,这些广告“明确表达了这种对感觉的陶醉”,并选择了那些将"强化感知"的前景与可测量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工艺品。对加西亚来说,不可计算的东西与感官一起发展:“巧克力(‘86% intense')、酒精('intense vodka')、冰淇淋棒('Magnum Intense')"(6)。现代性的项目是生成-强度的项目,这不仅意味着知识-生产及其交换的理性化,同时也意味着现实的数学化,这意味着标量过度决定(scalar overdetermination)的暴政与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的幻想。
在我们这个后现代性的纪元时刻(不应与后现代主义混为一谈,后现代主义可以说已经过去了),测量和量化通过强度达到了新的高度。加西亚通过一系列当代文化指涉勾勒出的"美学强度",使经典的美学典范黯然失色。当今的视觉媒体以一种不对称的方式,篡夺了表象同“对称、和谐与一致”法则支配下的理型之间的任何原有联系(10)。加西亚提到了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意外事件"、维也纳行动派(Viennese Actionism)和“生活剧场"(Living Theatre)。这些发展阐明了受表象束缚的视觉文化的偶然性——其已经发现了侵占但却只是在媒介物上摇摇欲坠——是如何因为“事物的在场所带来的震撼"(10)而被突然取消的。在加西亚之后,“强度”不仅定义了审美意识,反过来也恰恰支配着我们的伦理意识,形成了一种存在的精神气质。
强度的现象在我们的算法治理秩序中被衍射、扩散。考虑一下(预先)决定金融投资、无人机战争和生物计量学(biometrics)(如“弹性图束化”面部识别技术)的预测模式化算法。加西亚所说的“可变强度、社会电流的正弦波——即个人集体兴奋程度的近似测量"(12)——是将我们的媒体景观与社会生活二元化的模式。加西亚的强度并不是相对于海德格尔的“去蔽"(Unverborgenheit)而言的,在海德格尔那里,事实性和科学性总是被时代性地改装过的,相反,它是等时性的(isochronal)。因此,加西亚的“精神”(Geist)是被激发的、易变的,并被行动潜能电路(action-potential circuitry)所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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