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奥义就在于对维特根斯坦 “可说” 与 “不可说” 之划界的理解,而它所触及的则是更为 根本的知性界限问题,亦即康德问题的延续。在康德那里,正是知性的界限赋予了伦理、政治乃至审 美以独立的空间,这在学理上将政治问题与认知界限接合到一处。与此相似,当维特根斯坦将 “可 说”的领域给予逻辑和数学时,他也在事实上将 “不可说”的空间留给了伦理和美学。众所周知,《逻辑哲学论》最振聋发聩的论断是 “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 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 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2015 年,前言,第 23 页) 但我们往往忽视了,对维特根斯坦而言正是 “不可说的” 才是最为重要的。巴丢和阿甘本抓住了这一问题的要害,前者将维特根斯坦的意图阐释 为 “反对科学命题的制约空间,发掘仅仅自我呈现却不可言说的神秘元素的价值” ( 巴丢,第 41 页) ,而在阿甘本看来,维特根斯坦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
人可以通过语言显露存在,却不可能显露语言本身。换言之,人通过语言来看世界,却看不 到语言。这种......不可见性,就是上帝之言; 这便是启示。......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关于世界如何存在,它什么也没说,但相反,它显露世界存在着,语言存在着。......言就是上帝。( 阿 甘本,第 22 - 23 页)
这种 “不可说的”正是给予可说之物以可说性的形式、元语言或 “无预设的原则”( 同上,第 32 页)。“无预设的原则”对于社会的重构是极为重要的,因为 “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只可能是一个不 被预设的共同体。......纯粹的哲学描述,不可能仅仅是关于语言或世界的理念的描述; 相反,它必须 首先是语言之理念的描述”。( 同上) 阿甘本认为,这种不可说性背后恰恰是语言圣礼 - 誓言发生的 领域,它赋予词与物关系的重建以可能性。事实上,维特根斯坦自己也曾断言,世界的意义位于言说 、所及之外,而世界的意义可以称之为上帝。在 《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中,尽管巴丢和阿甘本一样 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但同时他准确地意识到阿甘本在此所陷入的困境,这正是我们在第一部分所论及的 “元语言不存在”所带来的效应:
既然不存在意义的意义,那么就没有什么强制我们追随意义的道路,或者说幸福的道路; 没 有什么强制我们走向基督教。在日记中维特根斯坦继续写道: “......为什么不能过丧失意义的生 活呢? 这会是不体面的吗?”(巴丢,第34页)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