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与逻辑（问题）三 (3-3)

　　一如前述，“生存性智慧”是一种“默会知识”。所谓“默会”，乃是指“意会”，其所强调的是知道对象的方式（know-how），而不是陈述知道对象的能力（know-that）。正如哈耶克借用赖尔的观点所指出的，“知道如何”存在于根据规则行事的方式之中，而就这些规则而言，人们虽说可能有能力发现它们，但却不用为了遵循它们而必须有能力去陈述它们。[12]除了其他方面之外，这种“默会知识”还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它与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这种关联的方式乃是经由个人或群体再生产的方式而达致的。“默会知识”为人们在各种情形中行事提供了一种一以贯之的指导，但它却是独立于理性之外，并通过学习和阐释的经验、最基本的是通过那种由诸如中国式家庭教育这类制度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所提供的。换言之，这种“知道如何”的默会知识主要不是由形式制度储存和传播的，而是隐含于非正式的社会制度网络之中的(informal institutional network of society)，而处于这种网络核心位置的便是人们遵循但并不知道其结果的日常社会行为规则。第二，它是高度个人化的智慧。虽然这种“知道如何”的默会知识隐含于文化传统或非正式的社会制度网络之中，但文化传统或非正式的社会制度网络并不决定个人所拥有的默会知识的具体内容，因为个人拥有的默会知识乃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知识，或者说它是相当依附于“知道者”本人的，因为这种知识所反映的乃是作为一个人经由非正式的家庭教育或口耳相传的方式而习得的智慧所感觉到的他个人所处的环境和条件，而这种反映显然是极其个殊性的，从而也只在一个相当有限的程度上是可以传播的或被再生产的。[13]就“生存性智慧”而言，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并流淌在每个中国人血液里、高度依附于每个个体的一种“默会知识”。因此，“生存性智慧”所探究的基本知识形态不再是传统“知识导向”之研究所注重的那种以确定性、普遍性为根本特征的“技术性知识”，而转向以不确定性、个殊性为特征的“默会知识”或“实践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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