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与逻辑（问题）三 (3-2)

众所周知，“逻各斯”（Logos）是西方哲学（甚或整个西方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由它出发而发展出了具有西方特色的修辞学、逻辑学、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的知识论。从“逻各斯”的角度来看，西方哲学，尤其是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哲学，伴随着自伽利略以降的自然科学的兴起，赫拉克利特意义上的那种“逻各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异。在赫拉克利特那里，作为智慧的“逻各斯”和科学应当说是同义的，其意图在于成为关于整个世界(也包括人的世界)的普遍的知识，亦即理性的知识，从而与广泛流行的“意见”区分开来。然而，由伽利略开创的近代自然科学却把这种真正的“逻各斯”精神发展成了具体的物理主义的理性主义。这样一来，西方哲学也由传统的“逻各斯”精神所主导的哲学类型转变成了由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理论所主导的哲学类型。[8]因此，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研究，无论是规范性研究，还是经验性研究，都打上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甚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烙印。从批判的视角来看，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实是先行价值判断的或有意识形态承诺的，因为它使得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建立在一正一反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比如说灵魂／肉体、自然／文化、男性／女性、语言／文字、真理／谬误等，并通过前者否定后者。套用德里达的话讲，这种二元项的对立并非是平等并置的，而是“某个词语支配另一个词语，并占有决定的地位”。因为“从柏拉图到卢梭，从笛卡尔到胡塞尔，整个西方哲学都设定善先于恶，肯定先于否定，纯粹先于不纯粹，简单先于复杂……这并非形而上学的一面，而是其迫切需要，即是其最稳定、最深刻、最有力的步骤。”[9]显而易见，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研究不仅带有意识形态前见或偏见，而且也无力探及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生存性智慧”及其背后作为基本支援的、非逻格斯意义上的生存性哲学，特别是中国文化中以“道”（而非“逻各斯”）为核心的哲学。[10]与之相反，我所谓的“生存性智慧”，是“去价值判断”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它将在悬置它们的前提下直面并努力探究生活世界中以“生存性”为根本要旨的、非逻格斯意义上的哲学。

　　第四，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从内在上讲大都是建构性的、逻辑性的、明确性的、原则性的，甚或是意识形态性的。因此，任何这样一种研究都内在地隐含一种普遍性诉求。但是，与之截然不同的是，“生存性智慧”在时间上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下的,甚至还经由想象而成为未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直存在并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的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默会知识”——我更愿意称其为一种传统的、当下的和未来的“默会智慧”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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