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的多年观察和感受,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思维里没有:同一律,因果律,矛盾律。
后来我读到何祚庥这篇短文,瞬间完全认同。中国思想传统里没有[演绎法],也没有[归纳法]。
何祚庥:《中国古代缺乏科学推理方法》
配文:三个故事,一个结论:中国古代缺乏科学推理方法
何祚庥
竺可桢先生在1920年发表《二童争日解》,认为中国学者观察自然界现象的方法,专恃演绎逻辑,此中国学者方法之误,所以无科学之发明也。他引用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的话说:“中国之贫弱,由于科学之不发达,而科学之不发达,则由于缺少归纳哲学。”
杨振宁先生说《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高度关注逻辑推演。为什么中国没有理论物理学这样一个思维模式出现?因为中国缺乏比较严密的逻辑推演学。中国古代对事物的描述多是采用比喻,而不是逻辑推演。
竺、杨两位先生的观点加在一起,就比较全面地解释了近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产生。杨老先生认为古代到近代的中国缺少科学的演绎法,而竺老先生则认为缺少科学的归纳法。
最近彭桓武先生谈科学研究与创新,讲了爱因斯坦的两段话:
“纯粹的逻辑思想不能给我们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
“我们现在特别清楚地领会到,那些相信理论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理论家是多么错误呀。甚至伟大的牛顿也不能摆脱这种错误(我不作假设)。”
爱因斯坦的两段话好像是冲突的。但彭先生认为这两段话非常深刻,两段话是互补的。前段话强调了理论对经验的依赖,后面一段话说单从经验进行归纳是不够的,还要构造理论。这就是说,有了归纳法不够,有了演绎法也不够,要把归纳与演绎辩证地统一起来才够,这才是完整的科学。
如果从这些前辈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科学归纳法没有,演绎法也没有,两个方法辩证的综合方法也没有。这应该能说明为什么近代科技没有在中国萌芽、发展。
古希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而带来的[理性主义][知识论]也不是一点问题没有,邓正来晚年就是反对这个派别,建立[生存性智慧]这个概念。但是我们的思想传统的缺点,绝对非常严重,极端拒斥本体论。上面说的那些缺失,我在现实生活中体会至深。
邓正来:《“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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