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末的大陆哲学史上,吉勒·德勒兹和雅克·拉康之间的一场学术争论也许是最为人所知的。人们常说,拉康是结构主义最激进的代表,是一位否定与异化、匮乏与主观贫困的思想家。相反,德勒兹被描绘成结构主义项目的伟大反对者和批评家,尤其是拉康精神分析学的伟大反对者和批评家,是二十世纪重要的生命主义思想家之一,是一位积极的哲学家,一位具有欲望和生产的创造潜能的哲学家。如今似乎不可能不选边:要么选德勒兹(对拉康),要么选拉康(对德勒兹)。结构主义和否定性与活力主义和积极性,主体的缺失与主体化的折迭。拉康和德勒兹似乎不能再分开了。然而,这种普遍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误导性的,因为这两位思想家在思想上没有任何认真的接触,其中一位过分强调他们的传记轶事(特别是与围绕德勒兹和瓜塔里1972年出版的《反俄狄浦斯》的争论有关),毫无疑问,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看到了许多尝试,旨在在德勒兹和拉康的作品之间建立一种富有成效的对话;然而,这些尝试大多未能达到目的,因为他们至少暗中接受了先前建立的两面对立,一方面是拉康人和精神分析,另一方面是德勒兹人和分裂分析。换言之,当代关于这两位作者之间差异的争论基本上仍然围绕着最不可调和的时刻展开,比如阉割的消极性与欲望的积极性。
正是这些偏见,如果不立即停止,往往会阻碍德勒兹和拉康之间的辩论,会掩盖这两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对话中有趣的东西。当上述的个人争吵被放在一边,有不同的方式,其中一个人可能希望处理这个对话。在本书不同章节的背面出现的一条路径调查了他们与结构主义的关系。尽管拉康和德勒兹保持着他们的分歧,但在1968年法国事件之前的一段时期,他们在结构主义项目上也有着非常相似的立场。假设他们都对结构主义项目做出了贡献,必须强调的是他们的贡献是非常特殊的。他们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智力核心,即路易·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组织之外开始的。后者的出发点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与之相关的是以阿尔都塞为首的马克思主义集团的成员们,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认识论框架,通常被称为“结构马克思主义”。这一解读明显打破了以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本质主义解读。尽管马克思对德勒兹或拉康的作品都不是陌生的,但在他们对结构主义项目的贡献中,马克思肯定没有代表他们的出发点。一方面,德勒兹在1953年(经验主义和主观性)到1962年(尼采和哲学)之间经历了一段相当低效的时期之后,才逐渐接近结构主义问题;在《我们如何认识结构主义?》(1967)和《理性逻辑》(1969)中,拉康最直接地考虑了这两个问题。在《理性逻辑》中,拉康阅读了两位杰出的活力派哲学家尼采和柏格森的作品。3另一方面,拉康对结构主义项目的影响不仅仅在于他的“回归弗洛伊德”,同时也包括了结构语言学的概念和科学创新(索绪尔和雅各布森)。如果说“无意识的结构像一种语言”,那么这是因为在梦中起作用的两种基本机制,即浓缩和置换,对应于隐喻和转喻的语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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