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谢林、包括康德自己也会发觉,如果隔断了认识论上建立起绝对稳固认知的必然性,抽离了事物存在的坚实根据,就会导致道德实践中,那种能够满足康德意义上普遍必然性的要求的善,缺乏任何积极的提示和建议。康德的道德律令意味着,如果一个行为是出于某种特殊的“病理学”的偏好,无论是欲望、快感还是功利、幸福的计算,那么就都不是普遍必然的,不能够投入到上帝永恒的趋善的运动中去的,只有这一行为对于所有个体、所有情形都普遍必然地成立,不会制造自己的对立面取消自己,才能说这是善的。根据这种严格的定义,只有不可认知的物自体作为实体性根据的表象世界中的各种客观情势,就根本不可能从原则上符合善的定义。因此物自体的不可知性,不仅仅掩盖了一场考试中的答案,同时也把这场考试的考题本身给取消了。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满足善的普遍必然性定义的,唯一不是从任何特殊的偏好出发的道德选择,就是那绝对的不道德,绝对地违背、损害所有人的偏好,亦即极端的恶。
从此,我们看到,康德的形而上学,这种努力——澄清寻找事物存在之根据而不得的认识论僵局本身作为一种永恒道德实践的基础——,必然失败。但这种范式,这种努力,这种把僵局翻转过来,当成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当成下一个环节展开的前提的哲学操作,为德国观念论体系的展开以及谢林的天启哲学提供了最根本的方法。
三、谢林的自然
3.1谢林面对的僵局
由于我们会在后面触及费希特,所以我不打算在这里继续讨论费希特。作为谢林的老师,在谢林的心目中,费希特处于一个非常敏感和暧昧的位置。
现在,我们看谢林是如何克服康德所处的僵局的。其中第一步,当然就是看康德本人所处的认识论僵局。从体系上讲,康德的认识论,除了上面已经说过了两点改进(将事物存在的本质模式内化为人内在的范畴、概念体系,用物自体取代僵死的第一实体作为本源)之外,康德对事物存在的内部秩序,以及这些存在向人们显现为“外部”的存在过程,并没有对传统哲学所运用的形式逻辑系统进行颠覆性的修改。但是,康德通过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向我们显明了这一真理:即事物的客观真理之所以会是符合形式逻辑的,具有三段论的形式,恰恰是因为作为认识官能的人类理性,是按照形式逻辑组织起来的。用拉康的话(“无意识是用语言的方式结构起来的”)去理解,意味着我们所遭受到的客观现实和我们的内在意识结构具备某种共同的起源。但康德停留在有限性那里,它不认为主体可以和客体得到完整的同一,它们之间有一个最小差异即物自体;或者进一步说,因为物自体的存在,所有康德意义上的客体、物,归根结底不过是主体自身的产物,是表象的内容和经由范畴和知性官能组织起来的对象。而这就导向了费希特的唯我论,一种整全的“知识学”。但我们说过,这种停留在绝对的有限性内部,必然会导致它无法实现它的目的,即走向无限的善,过上有意义的、正当的生活、实现主体自身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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