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家怎样记忆（三） (6-3)

这种自主性可以首先从历史文章的作者选取素材的自由度方面来衡量。20 世纪初期的数学期刊和科学史中关于伽罗瓦的绝大多数传记作品都是基于迪皮伊、朱尔斯·坦纳和伯特兰的著作而写成的，但这类出版物的尺度要远远大于学术性和纪念性标准所认可的尺度。事实上，故事情节的选取以及文中所使用的语气，往往会导致科学史学家最近注意到的一种显而易见的浮夸渲染（Rothman 1989; Taton 1993）。从这类文本的积累中浮现出一个神话人物，他的名望在数学家的虚构世界中有增无减。伟大的科学史学家乔治·萨顿在 1921 年捕捉到它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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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中没有任何情节能比伽罗瓦的生平更让人感动了。伽罗瓦是一位像 1828 年的流星一样消逝的年轻法国人，花了几年狂热的时光致力于最激烈的冥想，于 1831 年死于决斗受伤，时年 21 岁……当一个人看到这颗热情的灵魂消逝得如此之快时，心灵会遭受打击和折磨，只能靠回忆某个夏日夜晚的美丽流星雨来安慰自己……没有任何人的遭遇比他的更悲惨了……（Sarton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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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李和皮卡把注意力放在伽罗瓦的数学方面，而且沿袭伽利略、高斯和维尔斯特拉斯的传统成功地把伽罗瓦改造成“大师”，从此以后，他的著作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一种指导（Smith 1905）。例如，在世纪之交出版的德语原版《数学百科全书》中多次提到伽罗瓦，这证明伽罗瓦的著作被收入数学家的殿堂是基于其著作内容的丰富性（《数学百科全书》分两个部分，算术与代数学，1898—1904）。20 即便如此，某些作家仍拒绝承认伽罗瓦对当代数学研究有最重大的影响力。尤其是美国的数学家，如吉·伯恩斯和乔治·阿米蒂奇·米勒，他们熟悉李和皮卡撰写的那些文章，并声明伽罗瓦的贡献仅在于为群增加了一种数学意义，而在他们看来，群是由柯西发明的（Burns1913; Miller1910）。对待伽罗瓦的不同态度上升到更为广泛的认识论上的分歧。事实上，李和皮卡归结为伽罗瓦思想的普遍性方面是与其潜在用途的多样性紧密相连的，而伯恩斯和米勒对普遍性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所强调的群论的价值完全是理论上的和抽象的（Miller1900）。因此，有关伽罗瓦的记忆是以数学领域内和认识论方面的争论为背景的，这些争论关乎任何一种新的群论研究方向，关乎归因的意义是否恰当，而且更笼统地说，关系到一组数学研究成果在成形之前是否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理论”（Corry 1996; Ferreiros1999）。在这种背景下，伽罗瓦研究的后继者与伽罗瓦著作的本质内容无关，而与由不同数学家群体所采取的重现形式及其传播其观念的能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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