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家怎样记忆（三） (6-2)

因此，高等师范学校的百年校庆活动为一种新型伽罗瓦集体记忆奠定了基础，还为其提供了专门的地域寄托。根据这些数学家群体的观点，这种再加工可以让他们在更广泛的阐释性背景中定位伽罗瓦的成果，特别是，它与数学现代性的某种形式之间有联系（其中，概括性观点与潜在用途的多样性之间有联系）。因此，有关伽罗瓦的记忆成了一种认识论的范畴。与此同时他的生平备受瞩目，尽管他的传记作者已很谨慎地躲避着圣徒传的误区，但是作品没能逃过高等师范学校校史书写中所涉及的问题。他的共和党生涯记忆被重新激活，而且对他的记忆也不再专属于数学家。但是，尽管高等师范学校的百年校庆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阶段，但也没有迹象表明这会引起随之而来的伽罗瓦集体记忆的扩张，因为李、皮卡和迪皮伊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主要限于师范学校学生和数学家的圈子。正是通过他们的策略并调动高等师范学校与其他社会圈子的关系，伽罗瓦的宣传者才能把数学家的记忆转变成一种社会记忆。

一种自主的社会记忆的形成

在 1895 年至 1910 年间，致力于重新发现伽罗瓦的那些人推出一种出版战略，每个参与者为把伽罗瓦的记忆延伸到高等师范学校之外都充分借用机构或社会杠杆之力。1903 年迪皮伊的传记再版于《半月手册》，它是由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查尔斯·佩吉主编的一个政治文学刊物（Dupuy1903）。巴黎科学院常任秘书、前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数学家伯特兰对这篇传记做了评论，后来成了法国科学界和学术界之间的中介。该评论几乎同时出现在《科学家报》和《数学科学公报》上，前者是巴黎科学院为了让更多的公众了解科学发展而策划推出的一本刊物，后者是面向专家读者群的刊物。1902 年，这篇评论在《学术颂扬》上再版（Bertrand1899/1902）。1906年至 1907 年，朱尔斯·坦纳在《数学科学公报》上首次公开伽罗瓦手稿，又于 1908 年在一本书中再次公开（Ga-lois 1908; J. Tannery1906- 1907）。1909 年，坦纳在巴黎近郊布尔勒雷发表演讲，该演讲后来刊登于《数学家公报》和《科学杂志》（也称《粉红色杂志》，一本流行的科学杂志，针对受过良好教育但不一定是专家的读者群），同年，伽罗瓦故居上悬挂了一块匾牌。后来，这篇演讲稿被收入 1912 年出版的遗作集《科学与哲学》（J. Tannery1909, 1912）。其他不太知名的历史传记资料也表明数学家和广大公众之间、信件与科学之间、与高等师范学校有交情的各类社会群体之间曾建立过一种对话，所有这些都成了伽罗瓦社会记忆的一部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欧内斯特·拉维斯编辑的著作《从四世纪到当代通史》第 10 卷的章节中（由科学史学家朱尔斯·坦纳和他的兄弟保罗·坦纳共同编写），埃瓦里斯特·伽罗瓦作为数学家之一被提及（P. Tannery 1898）。在1908 年，里尔大学教授罗伯特·德赫玛的论文经由皮卡指导后发表在《本月汇编》期刊上，这本期刊是由曾师从数学家朱尔斯·坦纳的师范大学圣埃米尔·波莱尔创办的一本科学文艺期刊（d’Adhémard 1908）。

无论是从学术性还是纪念性来说，这些著作中的大多数都不如迪皮伊作品那么严谨，而且都未把圣徒传的笔法视为一种缺点。它们的面世有助于编织伽罗瓦这位有远见卓识的数学天才和传奇的共和党烈士形象的社会记忆。正因为有了这些丰富的出版材料，埃瓦里斯特·伽罗瓦才能在 20 世纪初期蜚声法国国内外和数学界。但是伽罗瓦宣传者的成功也标志着他们垄断伽罗瓦记忆的终结：曾经传播伽罗瓦生平和成果的那些人，正在远离最初的核心群体，而且在涉及到伽罗瓦的方面能够采用一种相对自主的话语形式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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