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这样的逻辑,伽罗瓦的法国宣传者会觉得他们占优势。事实上,李和皮卡编写的有关伽罗瓦数学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独立于学科之外的:第一篇文章所发表的刊物并不是针对专家读者的;另一本则是从其序言的地位中获益的,是从根本上把这种遗产赠给了它所介绍的作品。因此,它们为伽罗瓦的著作提供了一种阐释性框架,是本身就很容易因非数学家群体的阐释而受到影响的一种网格状系统。因而,李和皮卡所传达的认识论说辞可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关联空间来论述,因为它与其他方面的一系列主题相关,并且能够影响到各种各样的代言人。另外,对伽罗瓦记忆的再加工也得益于 20 世纪早期巴黎知识分子圈的环境,在这个圈子内,和高等师范学校内同步进行的培训和对科技进步的普遍关注形成了一个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圈子,如哲学家布特鲁、数学家庞加莱以及数学家朱尔斯·坦纳 (Castelli Gattinara 2001; Nye 1979; Rollet1999)。因 1901 年法国哲学学会的成立而被制度化的这些纽带,被改造成一种试图从历史角度来诠释当前科学思想和合理性的常见哲学方法(Brenner 2003;Heinzmann 2006)。这个圈子的存在及其所应对的问题在用认识论术语传播伽罗瓦记忆方面有尤为重大的影响力。
因此,20 世纪初伽罗瓦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伦理学和形而上学》杂志上,该杂志主要以莱昂·库蒂拉和马克西米利安·温特、皮埃尔·布特鲁以及莱昂·布伦斯维克撰写的文章为主要特色,此外,它还出版过由圈内人士编写的两本著作《数学的哲学阶段》和《数学家的科学思想》,它们将成为从认识论方面来了解数学的参考标准(Boutroux1920; Brunschvicg 1912; Couturat 1898; d’Adhémard 1900;Winter 1908, 1910)。所有这些文本采用了相同的重现系统:伽罗瓦作为现代数学的奠基人占有一席之地。但 20 世纪早期知识分子对伽罗瓦记忆的再加工远远超出了对原始文本的研究。一方面,具体阐释伽罗瓦的思想涉及把它们放在哲学家们自己所捍卫的立场上。因此库蒂拉和温特坚持探寻伽罗瓦“感知各种思维过程之间的类比”的能力,以及为了“形成一种全新的理论”而“充分地阐明这种机制……一个简单的代数问题”的能力。这符合当代的进步理念和学科间的对话。同样,布特鲁和布伦斯维克让伽罗瓦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并利用他的著作来为他们的直觉主义立场辩护(Largeault 1993, pp.37- 66)。另一方面,基于李和皮卡等人对伽罗瓦思想所作的阐述及基于坦纳近期发表的关于伽罗瓦的作品所作的这些阐释,塑造了一个数学哲学家形象,一个现代版的帕斯卡或笛卡尔。他是哲学家可以在作品中合法援引的一位作者,是现代数学发展的启蒙者。这种哲学意义上的再加工符合作者的心理和利益,因此,它为伽罗瓦记忆开辟了一片新的空间。1909 年,为了回应德赫玛为伽罗瓦撰写的一篇传记,《综合期刊》发表了亚伯·雷伊的一篇颇具洞察力的文章,其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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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哲学结论……谈及近年来因科学阐释而引发的种种辩论;结论表明伽罗瓦的精神占据着直觉和逻辑之间的一个折中位置,作者认为这似乎是该问题的定论(Rey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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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哲学已成为研究伽罗瓦这个人物的一种合理方法,也是解决他与数学学科之间现存关系意义及更根本问题的合理方法。因此,像数学家一样,知识分子所建立的伽罗瓦记忆因其现代性及伽罗瓦对它所发挥的作用而著称于 20 世纪初期的知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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