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一） (7-4)

20世纪初法国哲学界出现了两军对垒的局面：一方是以布伦茨维格(Léon Brunschvicg, 1869—1944)为首的理性主义、科学哲学阵营，一方是以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为首的非理性主义、精神哲学阵营。巴什拉追随布伦茨维格，倡导“新科学精神”，主张将唯理论和实在论结合起来；倡导一种新理性主义，主张将实验和理智结合起来。巴什拉把1905年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表看作是开辟了新科学精神状态的新纪元，认为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些新科学与经典物理学之间存在着“断裂”和“间断性”，他否认知识的渐进连续性发展，而强调科学发展的这种“断裂”和“间断性”特征。他的这一思想影响了阿尔都塞的“认识论的断裂”。乔治·康吉莱姆是福柯的导师，福柯对疯狂史的研究得到了康吉莱姆的指导，在福柯和萨特的论战中，康吉莱姆是福柯的坚定支持者。与巴什拉关注物理学、化学领域的哲学问题不同，康吉莱姆更注重的是生命科学、病理学中的哲学问题。他认为，科学的特征不是封闭的和连续的，而是开放的和非连续的。在科学史上看上去很小的甚至是不可见的、边缘的东西，可能在处理一个新发现的问题时突然变成中心性的东西。在康吉莱姆看来，科学总是不可避免地在变化着，因为它首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是受环境影响的，它在每一时刻都自发地创造并重新创造着它自己的历史。康吉莱姆提出了他的“概念哲学”，认为科学典型的知识单位不是“理论”而是“概念”，认识论不是理论认识论而是概念认识论。科学知识就是在翻译、转移和概括等概念的流通过程中形成的。

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兴盛的结构主义哲学，可以说是法国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结构主义追求共同的思维方式，追求科学发展的整体化和方法的统一性，这应该看作是笛卡尔的“普遍数学”和孔德的科学方法统一性思想的新发展。列维-斯特劳斯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先驱和符号学的创始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雅各布逊(Roman Jokobson, 1896—1982)以及“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创始人乔姆斯基(Noam Chomosky, 1928—)等人的影响，将他们的现代语言学和音位学理论推广应用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多个领域，认为正像人类语言中深藏着支配语言表面现象的深层结构一样，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文化生活都深藏着支配表面现象的内在结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就是要寻找出这种内在结构。他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结构主义人类学，认为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亲属关系都与语言一样，都有其内部的深层结构。正像乔姆斯基认为普遍语法、人类的语言生成能力是先天具备的一样，列维-斯特劳斯也认为这些深层结构都是人类心灵的一种无意识的机制或能力所建立的，他对于这种内部深层结构作了先验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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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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