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之间,勒维纳斯更倾向于海德格尔,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运用海德格尔去解读胡塞尔。可以说,勒维纳斯在法国传播胡塞尔哲学的过程中也传播了海德格尔哲学。但后来,因为1933年海德格尔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时向纳粹表示效忠,作为犹太人的勒维纳斯对海德格尔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当然,后来勒维纳斯也逃离了胡塞尔。一是因为他要逃避本体论,这在他的《总体性与无限性》(Totalité et Infini,1961年)和《存在之外和超越本质》(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两本书中就表现得很明显;二是因为他受立陶宛人、塔木德研究大师舒沙尼(Chouchani)的影响,转向犹太教的研究和对犹太经典《塔木德》的系列解读。
我们可以把让·华尔、马塞尔、勒维纳斯看作法国现象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即现象学的引进和传播阶段。
勒维纳斯对现象学的传播影响了萨特和梅洛-庞蒂。萨特承认是勒维纳斯引导他知道了胡塞尔,然后他就去柏林学习了一年(1933—1934),在那里听了许多关于胡塞尔的课程,阅读了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作品,他写作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意向性》,但到1939年才正式发表。萨特《存在与虚无》(1943年)的副标题是“论现象学的本体论”,他的现象学思想还体现在《自我的超越性》和《想象》等著作中。据说梅洛-庞蒂是亲自在索邦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听过胡塞尔的演讲的,后来又和自己法国、越南双重国籍的弟子唐·迪克陶(Trân Duc Thao,1917—1993)去了比利时鲁汶大学胡塞尔档案馆看过胡塞尔的很多手稿和一手资料,接触到胡塞尔的《观念II》和《观念III》,从此胡塞尔的现象学在他心里扎下了根。1945年他把自己的主要著作就命名为《知觉现象学》。与勒维纳斯不同的是,萨特和梅洛-庞蒂不是传播胡塞尔的现象学,而是将现象学本土化、法国化,利用现象学来发展自己的哲学,或者说他们是发展了现象学,使现象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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