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五） (6-5)

　　然而，布鲁门伯格很可能是最不愿意把我们的“被从中心移开”斥之为一个单纯的隐喻的人。在他的《一种隐喻学的范例》（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一书中，他把这个隐喻用做他最重要的证据之一来论证他的以下观点，即隐喻并不是某种能够用平实的、意义明确的术语完全消除的东西。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隐喻与一个重要的真理相关联。正如他在本书中所说的，“在我们看来，前后一致的哥白尼主义似乎是如下基本洞见的实现，即关于宇宙，人的观点和人的眼睛是任意偏离的，或者，在最为不利的情况下是极为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假定世界是在目的论的意义上与我们的需求（无论是认识上的需求还是一般的需求）相适应的。我们的“被从中心移开”这一隐喻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正是当我们从中导出关于人的相对“重要性”的结论时（例如，哥白尼以前的人必定把宇宙理解为是人类中心主义意义上的目的论的），这个被误解的隐喻才变得极为有害。

　　本书的第五部分“哥白尼的竞争者”正是需要在这种背景下来理解，它所考察的是约翰•海因里希•朗贝尔特（Johann Heinrich Lambert）和伊曼努尔•康德关于哥白尼主义的宇宙论扩展及其哲学应用。朗贝尔特在其《宇宙论书简》（Cosmological Letters）和康德在其早期的《普遍自然史与天论》中，都认为自己是在把哥白尼所开创的、牛顿使之完善的那种关于太阳系的思想推广到宇宙整体。朗贝尔特反复提出“也许我们仍然不够哥白尼”的思想（据此他假设银河系是旋转着的“超级太阳系”，或者假设超星系是“超超级太阳系”等等），这概括了被布鲁门伯格称为“哥白尼的竞争者”的努力：把较为简单的系统纳入到较少受到初始的、偶然给定的立场限制的较为广泛的系统中，并超越于它。布鲁门伯格指出，尽管年轻的康德所提出的唯物论的天体演化学说很是激进，但他对于这种使“哥白尼主义”不断升级的工作并不像朗贝尔特那样一心一意，这是因为他对人是宇宙的静观者这一斯多葛主义的目的论观念一直心存好感。考虑到他把自己成熟的“批判”哲学解释为在哲学中实现了一场“哥白尼革命”，我们也许会认为，这表明他接受了一种一般性的更为严格的哥白尼主义。然而，根据布鲁门伯格对康德提及哥白尼的彻底的分析，在其《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前言中，尽管康德的确大大减少了他早期的斯多葛主义倾向，但并没有证据表明，正是哥白尼的理论或实例的一种更为强大的影响使他这样做的。（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更有可能是为了应对休谟的怀疑论而做出的努力。）人们对于《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反应使康德颇感失望，作为这种失望的一个结果，康德的主要段落只是旨在向读者暗示，他们应当“常识性地”（experimentally）欣赏《纯粹理性批判》的观点，因为康德（也许是根据奥西安德尔的匿名前言）认为哥白尼已经用完他的“假说”了。康德从未把他的批判转向与哥白尼对天文学的变革进行对比；恰恰相反，当他谈及哲学“正在走上科学的康庄大道”时，他所想到的物理科学中的等量齐观的革命者也许是像“伽利略、开普勒、惠更斯和牛顿这样的人”，而不是哥白尼。不幸的是，一代又一代的注释者都把他的文本曲解成了与哥白尼的类比，这只是促使他们把《纯粹理性批判》同样错误地解释成唯心论的，而康德在第二版中已经强烈反对过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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