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布鲁门伯格所说,“一个拥有这样一种无与伦比的重要性的隐喻甚至在读者读完它之前就已经把他的构造性的想象力发动起来了,这既不令人惊奇,也不应受到指摘。康德是在利用一种历史潜能,以史学的后见之明来看,它似乎必定会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当然,正是这种不确定的“潜能”驱使着我刚才提到的所有那些思想家——尼采、罗素、弗洛伊德、卡尔纳普——找到了关于人被从中心移开这一隐喻的历史描述。我们只有非常坚定,才可能完全抵制住它。然而,别具讽刺意味的是,康德本应在这个过程中发现问题,因为我们意识到,他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批判性地”区分开来(这使他从早期思想的斯多葛主义倾向中摆脱了出来),恰恰是要防止人在“实际”事务中按照他在自然界中被预先给定的位置的暗示行动。因此,尽管康德这位批判哲学家当然可能把哥白尼的理论用作类比的一个来源,但是如果把它理解成是在定义人与宇宙的关系(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不断试图去做的那样),那么这将与他最基本的原则相抵触。
那么,如果朗贝尔特(连同其嵌套的哥白尼体系)和康德都没有为我们如何能够“更加哥白尼”,即我们如何能够更加一致地是现代的,提供一个模型,如果我们放弃在史学中对我们的“被从中心移开”的隐喻进行沾沾自喜的或自我贬低的应用,那么前后一致的哥白尼主义对我们来说到底需要什么,这个问题竟然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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