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判断的想法预设了一种从现在投向过去的目光。巴什拉在《当代物理学的理性主义活动》(L'activité rationaliste de la physique contemporaine)中提出的“复现”(récurrence)的概念之中,思考着这种现在对过去的回归。在他看来,有必要“制定出一种复现的历史,一种被现在的最终性(finalité)照亮的历史,一种从现在的确定性出发,在过去发现真理的进步形成的历史”。
同样,巴什拉也通过谈论“顶部对底部的反应”,现在对过去的反应来说明“复现”这一概念。正是以科学的现状和“新科学”(science fraîche)的名义,科学的过去得到了裁定。因此,不是过去,而是现在才是根本。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必须被颠倒过来,“希望原初之处总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公理”必须被反对。在某种意义上,现在重构并重新排列了科学的过去。“现在”的这种重要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法国科学认识论的某些特点,但也引起了某些的困难。
例如,“现在”的重要性使我们能够理解康吉莱姆所实践的科学史的准政治性格(caractère quasi politique)。人们常常对他的科学史研究中明显的,特别技术性的特点感到惊讶。实际上应该强调的是,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总是基于非常现实的理由,而这解释了他的叙述中常常可见的高度论战性特征。
如果说康吉莱姆选择研究反射概念的形成历史是为了在巴甫洛夫反射学和约翰·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的行为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抨击那种认为生命只是对环境影响进行回应的机械论式生命理解。因为这样的理解在伦理上是不可接受的。康吉莱姆在《反射概念的形成》(La formation du concept de réflexe)的导言中对此进行了解释。
他认为,这是一个拯救人的自主性(autonomie)的问题,是“无论真假,人赋予人的生命的杰出尊严……尊严的本质是命令的权力,是意志”。当然,同样的解释在说明“什么是心理学”(Qu’est-ce que la psychologie ?)这一科学史的战斗片段时更加有效。
“复现的历史”这一观念,与英美圈所说的历史的“辉格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同时这一观念也使我们可以更好地将科学史中的“法国风格”与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的工作区分开来,后者对库恩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
科瓦雷的工作并非是将科学思想史中的某一时刻翻译成现代语言并加以裁定,而是要去描述这一时刻显现给其主人公的样子。在科瓦雷看来,科学思想史旨在“将所研究的作品置于其知识和精神环境中,以其作者的心态、偏好和厌恶来解释这些作品”,从而“像研究成功案例一般仔细研究错误和失败的案例”。
但是,这一复现的概念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困难。第一种风险是通过展现现在的真理的方式来重构过去。如此以来,我们就会落入康吉莱姆所反对的“科学家的历史”之中。这种历史出现在诸如科学教科书的序言或“历史摘要”之中,它在过去就看到了现在的真理,从而允许科学家们“在现在暂时无法正当化自己的发现时,可以在过去之中将其正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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