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三） (6-1)

从此以后，认识理论的所有经典问题都被法国科学认识论所拒绝——对于传统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言尤其如此。在巴什拉看来，不存在比创设式主体（sujet fondateur）更多的给定客体。“客体不能被指定为一个‘直接客观物’（objectif immé­diat）”，其在科学的运动中被建构、定义为“各种观念的视角（la perspective des idées）”。

至于科学的“主体”则与一个所谓的创设式我思（cogito）没有关系。我们必须用“我们思”（cogitamus）来代替这一我思，因为科学的主体是一个集体的、历史的主体。对这一客观给定（donné objectif）的批评也为康吉莱姆所采纳。他坚持巴什拉式“公理”的“范围”，即“客体是观念的视角”。

当福柯用笛卡尔的例子来攻击主体哲学时，我们同样也可以在福柯身上发现这种批判。福柯认为笛卡尔应该对“被赋予主体的神圣特权”负责，同时，我们理当看到“一个主体的建构过程是如何横贯于历史之中发生的。这一主体并未被最终决定，也不是真理抵达历史时由此出发的起点，而是在历史内部之中被建构的”。



对科学史的反思

因此，法国科学认识论是对科学的后天（a posteriori）反思。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这种科学认识论如何能够避免成为科学的简单重复或者简化版本？哲学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对科学没有任何补充。

实证主义的风险，或者用阿贝尔·雷的说法是“科学主义”的风险，似乎存在于巴什拉身上——正如康吉莱姆在其中看到的一种“困难”。“一方面，巴什拉离实证主义非常遥远。他并未将他的科学哲学转换为一种哲学科学（science philosophique）。另一方面，当要描述并合法化科学的方法时，巴什拉并没有脱离科学”。

孔德对这一批评做出过回应。他提出，哲学要“系统化”（systématiser）科学。当然，这绝非是法国科学认识论想要在哲学和科学之间建立的关系，因为科学认识论与巴什拉一道，提出了一种“分散的哲学”（philosophie dispersée），一种“多哲学”——哲学对于科学没有一种上级功能（fonction de surplomb）——这种功能使哲学对科学进行分类或者系统化。

实际上，正是因为其所具有的历史方法，才使法国科学认识论不至于只是对科学的简单重复。科学哲学同时也总是一部科学史。不过人们需要理解这一历史方法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历史方法。在他们提到科学史的同时，巴什拉、康吉莱姆或者福柯都拒绝任何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方法。

按照康吉莱姆的说法，“如果不参考科学认识论，认识理论将成为对虚空的中介；如果不与科学史产生联系，科学认识论将是它试图讨论的科学的完全多余的复制品”。只有立足于科学史的基础之上，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才能取得丰硕成果。也正是在科学史中，法国科学认识论希望能找到诸如科学的客观性或真理与错误等传统哲学问题的答案——在这个意义上，巴什拉指出，“任何科学史家都必然是真理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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