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二） (6-5)

　　布鲁门伯格强调指出，正是由于这种典型的真理主张，那种“时代制造的‘能量’才被哥白尼释放出来”。如果不是坚信哥白尼主义在严格意义上为真，而不仅仅是一种方便的假说，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开普勒和伽利略会固执于他们的重要著作，而且天主教和新教权威之间的冲突、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幻觉的潜在隐喻也是无法设想的。在一种新理论取代旧理论的“科学内的”过程中，真理主张（而非实践的方便）固然可能在方法论上是无关的，但在我们对科学和对科学理论的人文含义（布鲁门伯格对“意识”的分析史就是为了把握这种含义）的态度上，它的作用就是举足轻重的了。

　　较之其实践者的动机，哥白尼的主张的结果在科学本身当中触及到了一个更加基本的层次。没有必要拒称前哥白尼天文学传统为一种“科学”传统，因为其目标和技巧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哥白尼甚至牛顿相连续。但是它却缺少我们目前在所有科学中想当然的一个特征，它是统一的科学的理想，那就是：各门科学（迟早）可以作为同质的唯一实在的诸方面彼此彻底地融为一体。布鲁门伯格提出的一个重要历史观点就是，在中世纪的大学中，天文学与哲学的分离并不能仅仅追溯到像托勒密这样的希腊化时代的权威，而是从根本上反映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把天文学和物理学区分开的一种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的“分裂”，即地（有四种元素）与天（据亚里士多德称，由异于地球诸元素的第五种元素所构成）之间的区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居于地上的人只有通过一种被称为“主动理智”的来自天上的特殊影响才能拥有关于更高领域的天的知识，亦即那种推动最低天球（月亮天球）的理智。结果，“理性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人，而是作为一种异质的输入来影响人。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结果就是使人类学从属于宇宙论。人并非天生适合于对天的静观；恰恰相反，他在理论上的好奇使他面对着一个无法接近的、异质的世界区域，他所熟悉的世界对于理解这个区域是无能为力的。于是，天文学理论自甘构造假说[至少是托勒密以前]的基于体系的正当性就被大致勾画了出来。”因此，阻碍物理学与天文学融合的并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质的”、非数学的特征。这一特征反映了一种本体论上的区分（布鲁门伯格指出，这种区分最终来源于柏拉图理念的超越性，后者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变成了天的领域的超越性），它把数学上可理解的天的领域与质上可理解的地的领域区分开来。因此，致使希腊化时代的天文学家从未试图把他们的模型解释为物理上的真实原因的并不只是其哲学倾向不够，而是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在遵照由亚里士多德建立起来的权威方案行事。

　　当哥白尼这位人文主义者“使地球变成一颗星辰”时，他所一笔勾销的正是这种方案。这样一来，他便朝着同质的实在这样一个基本的近代观念迈出了关键一步，在这种实在观念中，一切特殊领域和学科都必须能够被系统地整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确第一次使得天文学成为了一门完全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同时也满足了其他近代科学的一个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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