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二） (6-6)

　　也许这种勾画还暗示，为什么所谓的柏拉图主义不可能像许多评论家所宣称的那样是哥白尼工作的关键动因。当然，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发现可以利用“柏拉图”的权威来反驳亚里士多德的制度化权威。柏拉图对数学的强调及其对和谐与圆周的热情当然也是为哥白尼所接受的。然而，可感的现象与理智的实在、“影像”和“理念”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一关键性的柏拉图学说在哥白尼的思想中是完全不存在的。被卡西尔称之为伽利略的“柏拉图主义”的东西也同样适用于哥白尼的“柏拉图主义”，即它“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柏拉图主义，而是一种物理学的柏拉图主义”，这是“一种闻所未闻的东西”。即使证明哥白尼的变革或整个科学革命的哲学内容和动机为正当的唯一方式就是把它描述成一种古代思想传统的重现和改变后的版本（我将在后面两节表明，情况并不是如此），把某种与公认的柏拉图的核心学说——关于理念及其与我们所感知的世界之间关系的学说——相对立的说法说成是“柏拉图主义”，这似乎也很难说是恰当的。如果除去这一学说，那么被认为激励了哥白尼（以及开普勒和伽利略）的柏拉图主义也许更应该被称为“数学主义”。然而，如果没有与柏拉图的直接联系，它似乎也就不再能够充当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公认的基本可替代品，它在各种境况中发生影响的原因也就需要被更加仔细地分析，而不是去假想源于一位伟大哲学家的连续传统会要求我们怎样做。

回到布鲁门伯格自己的叙述。他是否是在建议，我们不应把哥白尼的变革解释成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复兴的一个结果，而应解释为斯多葛主义复兴的结果呢？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说法也许看起来是有道理的，尽管复兴的选择性（人类中心主义——yes，地心说——no）也许会使人对这种传统如何可能前后一致感到好奇。然而，如果我们是在谈论一个系统性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有贡献的观念，那么我们就要追问，导致这种复兴发生的理智或者“精神”背景是什么？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向斯多葛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求助是适当的？整个形势是否还有其它方面构成了哥白尼事业的重要前提？

　　布鲁门伯格的确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它既产生了斯多葛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吸引力和合理性，又产生了哥白尼方案的其它根本前提。这样一来，他就把这一方案同中世纪晚期及近代早期关于上帝、人和世界的整个思想状况联系了起来。他论述的前提是：一种文化上和理智上的大的转型正独立于哥白尼的介入而进行着，但它促使后者成为可能，而且有助于确定其结果会是什么。为了理解布鲁门伯格对于哥白尼的论述，我们有必要熟悉一下他在《近代的正当性》（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一书中对这场更大的转型的分析。因此在下一节中，我将尽可能简要地总结一下这些分析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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