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四） (6-4)

　　较之“理性时代”中“前近代”思维模式的持久的实际价值，“原现代的”（protomodern）科学理论在较早的时代特别是在古代的出现无疑不会使理性主义感到那么惊奇。布鲁门伯格对近代科学的异乎寻常以及对使之得以开创的时代断裂（epochal break）的强调，使得海德尔贝格和其他一些人认为，布鲁门伯格把时代理解成了对完全不连续的关于实在的范式关系的反思，以至于在他看来，跨越时代断裂的连续的科学论证（“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是不可设想的。然而，布鲁门伯格之所以会尽可能地强调时代断裂，是因为主张“从零开始”的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使得那种断裂——以及相应的科学与“非理性的”思维模式之间的明确区分——成为它的自我理解的一个本质部分。相信这种说法，并且强调结果（相对于人类整体）的“反常性”，是布鲁门伯格努力去理解导致这种合理性看法的过程的第一步。但他这样做是为了理解历史，而不是因为他承认笛卡儿的说法，承认一种绝对的断裂事实上真的发生了。在布鲁门伯格所处的那样一个多元化的——比如诺斯替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合理的（“人在理解世界的过程中所能获得的帮助”）——世界中，古代有一种关于合理性的看法，由它所产生的理论能够得出与现代科学类似的说法，而且能够根据类似的标准进行判断，这是不足为奇的。（尽管当我们更仔细地考察那些理论对其作者意味着什么时，就会发现古代看法与现代看法之间的系统性的差别。）从一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讲，我们所有人都致力于其中的“认识过程”是同一个过程，尽管在它的各种不同传统和时代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相似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把一个时代或一种文化翻译并解释到另一个时代或另一种文化中去的原因。

　　这也就是布鲁门伯格的极端相对主义之所以是一种独特的极端相对主义的原因。围绕着他的历史著作，有一个不断被人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从不去考虑外部因素——社会变迁、生产方式、情感状态等等——对于他所研究的理智过程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我看来，这其中的原因并不在于他是一个认为一切重要的变化都源自心灵的唯心论者，而是因为他想弄清楚，人的思想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曾经在他的意义上是理性的：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历史中找到某种像“认识过程”那样的东西。一旦确定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可以继续考察思想与人类生存的其他方面之间的对应和因果联系；然而，如果我们从后面这个问题入手，那么这非但不会有利于前一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很可能对其形成阻碍。布鲁门伯格研究第一个问题的步骤就是，（假设）把“他所希望肯定的那种合理性”赋予过去的思想家。（再次强调，这不是一种无所不能的合理性，而只是一种“充分的”合理性。）在我看来，在这本书以及他的其他著作中，结果都清楚地表明，这种假设值得进一步加以探究。

　　5. 哥白尼主义对于时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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