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四） (6-3)

　　然而米凯尔•海德尔贝格却认为，在布鲁门伯格看来，近代科学与前近代的任何东西都如此不同，以至于前近代的“理论”与近代理论是完全不可通约的，对此我并不这样看。海德尔贝格之所以会对布鲁门伯格作如此解释，可能是因为他把布鲁门伯格关于从“前科学”时代到“科学”时代的转变的观念看成了库恩关于科学内部“范式转换”概念的一个推广了的说法。但是布鲁门伯格认为，时代转变与库恩的范式转换是很不一样的，正如他在本书中第二次提到库恩时所说的，“范式转换忽视了每一种可能的不连续性预设[一种背后的]连续性的方式。”在《近代的正当性》的修订版中，布鲁门伯格不是把时代转变过程与范式转换相比较，而是把它与“被亚里士多德赋予aporia[困惑、疑难——译者注]之名，并被康德作为‘先验辩证论’的基本模式所讨论的逻辑状况相比较。在这两种情况下，认识过程本身迫使其预设被放弃，并且引入新的基本假定，尽管这些假定的确开辟了一条走出困境的道路，但它们并不要求引发那种状况的全部活动被摧毁。”也就是说，库恩忽视了“认识过程本身”背后的连续性。布鲁门伯格写道，“如果取字面上的极端含义，那么‘科学革命’就决不可能是一种历史的理性概念的‘定论’，否则那个概念就会否认它的对象具有它所希望肯定的那种合理性。”

　　于是，布鲁门伯格不是把库恩在科学中看到的那种不可通约性投射到西方意识史的整体平面上，而是想在这一历史的巨大的不连续性的背后找到连续性。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拓宽我们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认识过程”的理解，把自笛卡儿以来被科学理性主义斥之为非理性的东西包括进来。他想在他的“对象”——西方意识史——中找到“他本人希望肯定的那种合理性”。他是否成功地找到了，每一位读者只能自己去判断。但他的这种“相对主义”显然与怀疑理性之普遍性的通常的“相对主义”并不一致，相比于任何理性主义（包括黑格尔的），它希望在我们传统中的更多的思维模式中找到合理性。

　　它与相对主义的怀疑论形式真正相一致的地方在于，它们对于彻底的合理性在多大程度上曾经或可以被获得的估计。与近代理性主义的古典代表人物不同，布鲁门伯格强调了现在一般认为的科学进步“无止境”的否定方面：由于最后的结论永远也不会达成，所以实际的结论只可能是暂时的和临时的，没有什么决定（实践的或理论的）可以被完全理性地加以辩护。无论科学（哪怕是在其理想的最终状态下）是否可能理性地决定我们的“最终结论”，这种实际的无法克服的暂时性使得为科学分析提供补充成为必然，我们可以在任何既定的时间用“修辞”来实现。因此，“修辞并不是一种可用于代替一个人同样可能具有的洞见的可供选择的事物，而是一种可用于代替一个人不可能拥有、或尚未拥有、或无论如何不可能马上拥有的一种彻底的证据的可供选择的事物。”

　　这当然是神话、隐喻、宗教、形而上学以及近代的理性主义曾经希望从中摆脱的其他任何事物进入的门径。即使理性主义毫不迟疑地谴责“非理性”在整个时代占据统治地位，但理性主义必须认识到，它仅凭自身是不可能在实践中充当行动的向导的。一旦承认这一点，布鲁门伯格说，它也许可以在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发现中找到某种慰藉，即后来并未像理性主义所希望的那样被完全取代的其他文化和时代的思想过程也并不是完全不一致的或随随便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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