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二） (6-5)

那么，究竟什么是器官学？斯蒂格勒写道，它是一个理论平台，“该平台制定一些规则，以在三个平行且不可分割的层次上分析、思考和规定人类事实”。（斯蒂格勒，2019年b，第22-23页）这三个层次分别是：1、心理身体（psychosomatic）即有机器官（organic organs）的体内层次，包括手、眼、神经系统等等；2、人工（artifactual）即器官学器官（organological organs）的体外层次，包括各种工具、仪器、设备等等；3、社会即机构或团体的组织层次（organisational level），包括家庭、族群、社团、公司等等。（see Stiegler, 2010, p. 34）所谓器官学，就是对这三类器官或三个层次之关系的研究。

首先，器官学拓展了“器官”一词的外延，回到了希腊文organon的“工具”之本意。它既包含“身体器官”，也涵盖“人工器官”（技术）和“社会器官”（组织）。这就是为何斯蒂格勒在“器官学”前面加上“广义”（general）二字的原因。这样，当我们谈论此在或人的organon时，不再局限于皮肤，不再局限于有机的身体器官而将无机的人工器官排斥在外。由此，器官学突破了近代以来的身体/世界的二元本体论，我的器官可以而且已经在我之外存在。

其次，器官学的任务是考察三类器官之间的互构关系。“这里涉及到对有机器官、技术器官和社会组织之关系的分析——我们的出发点是，人的心理身体器官总是与人工器官关联着，而这种关联总是由社会组织所规定（prescribed），社会组织自身则由这些人工器官及其与心理身体器官的协调所“共同决定”（over-determined）”。（斯蒂格勒，2019年b，第24页，译文有改动）三类不同器官之间是相互构成的关系。人作为有机器官离不开作为人工器官的技术，反之亦然。

第三，器官学同时是药理学（pharmacology）。1968年，德里达发表长文“柏拉图的药”，对柏拉图的《斐德罗》进行了深入解读。（see Derrida, 1981）受其影响，斯蒂格勒倡导“技术药理学”（pharmacology of technology），主张技术是“药”（pharmakon）。在希腊文中，pharmakon具有两面性，既意味着良药、解药（remedy），也意味着毒药（poison）。Pharmakon具有不稳定性，有可能由解药变成毒药，或由毒药变成解药。技术器官学主张，人离不开技术，有机器官离不开人造器官，后者对前者具有构成性。技术药理学则主张，技术在构成人的同时也可能毒害人。“对于有机器官而言，这些心理身体器官和人工器官之间的安排总是有可能变成毒性的、破坏性的，因此对于有机器官所属的身体也是毒性的、破坏性的。换言之，广义器官学就是药理学”。（斯蒂格勒，2019年b，第24页）

四、器官学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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