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二） (6-6)

下面从几个方面具体刻画器官学的特征。第一、“广义器官学力图建立一种技术生命（technical life）理论。这里，技术生命可以理解一个过程，它的进化不仅是相对的生物学进化，而且是心理-社会-技术学（psycho-socio-techno-logical）的合成进化”。（Stiegler, 2020, p. 73）人是技术生命，这意味着人不仅是自然物，而且是技术物。人的进化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进化，同时是技术学意义上的非遗传进化。人从不赤手空拳参与生存竞争，而总是辅以技术工具。斯蒂格勒把这种非遗传进化称作“后种系发生”（epiphylogenesis），并在此基础上大胆使用“人工选择”（artificial selection），以区别于“自然选择”。（see Stiegler, 1998, p. 176）器官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技术生命的此在，它的生命离不开人工器官或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存在方式不仅是有机的/器官的（organic），更是器官学的（organological）。

第二、器官学是对进化生物学的补充。根据达尔文，生物进化是自然选择过程。器官学并不否认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但认为它不足以解释人类进化的特殊性。与其他灵长类不同，人并不纯粹依靠本能生存繁衍，而是以技术为中介与环境打交道。人体的边界不是皮肤，而延展到身体之外的工具、语言、制度等人工器官和社会器官。人在生存竞争中所处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通过技术主动构造的，并且可以世代传递。技术构成了人在生存竞争中所处的“小生境”（niché），即“技术小生境”或“技术生态位”（technical niché）。斯蒂格勒写道，“这些[后遗传（epigenetic）事件的]保存规定了与环境的关系，规定了整个变异选择过程，特别是发生在皮层层次上的变异。”（ibid, p. 177）总之，技术作为人工器官参与着自然选择，影响着对遗传变异的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器官学是对进化生物学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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