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二） (6-4)

回到器官与技术。与卡普一样，弗洛伊德也将技术视为器官，视为人为自己配备的“辅助器官”。有证据表明，弗洛伊德的这一说法受到了卡普的影响。《技术哲学纲要》英文版导论写道：“尽管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宣称弗洛伊德‘从未读过’卡普，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读过。不仅弗洛伊德的书房有这本书[指《技术哲学纲要》]，而且在离开维也纳时他挑选了一些随身携带的书籍，此书位列其中。”（Kirkwood, Weatherby, p. xv）与卡普不同，弗洛伊德并未将技术视为“器官投射”。通过装备作为辅助器官的技术，人前所未有地增强了自己的力量。但对于如何理解技术本身，弗洛伊德并未明言。毋宁说，他更侧重技术对人的影响，而不是从器官的角度阐释技术。一方面，弗洛伊德指出技术将人提升到“代具神”的高度，因而对人的神性具有构成性。另一方面，他亦表达了对技术的忧虑。代具是人造器官，不是天生的，它们可能而且已经为人类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三、斯蒂格勒的“广义器官学”

罗斯（Daniel Ross）曾经将斯蒂格勒的思想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Ross, pp. 22-23）第一是技术学（technological）阶段，主要致力于从现象学思考技术的存在论意义。第二是器官学（organological）和药理学（pharmacological）阶段，主要聚焦于当代技术的“毒性”，即技术何以威胁人类的生存。第三是负人类学（neganthropological）阶段，主要尝试从熵（entropy）与负熵（negentropy）的角度反思人类世（Anthropocene）并为克服文化危机找寻出路。且不论这一划分是否恰当，器官学确实代表了斯蒂格勒思考技术的独特视角。

2003年前后，斯蒂格勒将“器官学”一词从音乐界移植到哲学界，作为思考技术的概念框架。他这样做的学理动机是：技术（techné）即器官（organ），故技术学（techno-logy）即器官学（organo-logy）。“我在《技术与时间》第一卷写作的时候，就开始使用‘有机的’（organic）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首次提出源自一位叫做莱玛特的18 世纪物理学家，他第一个将人的生命体组织称为‘organ’，而我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着重强调了这个概念的词源，其词源是一个古希腊词语，其中一个本质含义就是‘有组织却非有机的物’，其实指的是工具”。（斯蒂格勒，2019年a，第2页）斯蒂格勒认为自己对技术的定义十分符合“organ”的源初意义。在《技术与时间》第一卷，他对技术物的定义如下：“在物理科学的无机存在者与生物学的有机化存在者之间，还存在第三类‘存在者’：有机化的无机存在者（étants inorganiques organisés），即技术对象。”（Stiegler, 1998, p. 17）[4]可见，斯蒂格勒一开始就无意识地将技术与器官相提并论，而器官学则明确将这一隐含之义主题化。此外，器官学还是对德里达的继承和发展。在斯蒂格勒的哲学生涯中，德里达发挥着重要影响。“我的工作从未放弃德里达从原-痕迹（archi-trace）和替补逻辑（logic of supplement）所做的总体分析，但我必须加以调整并在一些地方挑战这一分析——广义器官学方案恰恰满足了这一要求”。（Stiegler, 2020, pp.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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