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四） (6-4)

同样，理性也是由其应用领域所决定的。因此，康吉莱姆将“传统的法国理性主义”，即基于数学科学的“清晰观念”的理性主义，与植根于生物学的“生机理性主义”区分开来，并由此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性定义：“如果说，理性与其说是一种把握包含于事物或精神的实在之中的本质关系的统觉能力（pouvoir d’aperception），不如说是一种在生命经验之中建立规范性关系的制度化能力（pouvoir d'institution），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想说，我们也是一名理性主义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可以认同巴什拉先生在《水与梦》（L'eau et les rêves）中的优美公式：‘理性主义者？那是我们努力想成为的人……’”。

在1947年的“关于生物哲学的笔记”（Note sur la philosophie biologique）里，康吉莱姆就已经在对同时代生物哲学的批评中，唤起了理性主义者的“历史和地理”。“在我们看来，对某些哲学态度的剧烈谴责是与理性主义者的历史和地理相关，而非与理性的普遍性相关”。

在福柯看来，这种理性的空间化也使得我们可以在知识和权力之间建立起更清晰的联系。“只要当我们可以用区域、领域、植入（implantation）、位移、转移这些术语来分析知识，我们就能掌握知识作为一种权力发挥功能，并继续其效果的过程”。正是围绕着这种空间表现，福柯著名的权力和知识之间的联系被编织出来了。

从真理到诸规范

福柯并未停留在对理性的历史性的简单考察。因此，他多次强调，阅读尼采让他知道了“光是书写合理性的历史是不够的，还要书写真理的历史”。因此，福柯向自己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相较于去问说一种科学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使它更接近真理……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说，真理所包含的话语、知识与真理自身的某种关系，而这种关系本身是不是或者说有没有一种历史”？《话语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提出的正是关于“求真意志”（volonté de vérité）的历史的轮廓。

对真理的类似质询也出现在康吉莱姆这里。他是一位“无证尼采主义者”（nietzschéen sans cartes）。在他看来，科学真理不反映任何客观性，而是科学陈述/命题（énoncé）本身的历史及其一连串的修正。“科学的真言性（véridicité）或说真话（dire-le-vrai）并不在于忠实地在生产某一从最初就被刻在物或知性中的真理。真，乃是科学言说（dire scientifique）中被说出来的（le dit）。

那么我们如何认识真呢？“靠的是其原先从未被说出来过”这一观念，导致康吉莱姆将真理定义为一次决断、一个事件。“在数学之前——在构成数学的一连串的发明和决断之前，不可能有数学的定义”。这不仅适用于数学，也适用于科学史的其他领域。在《反射概念的形成》中，康吉莱姆就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每个科学判断都是一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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