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四） (6-3)

阿尔都塞也采用过空间隐喻，并将其激进化。他在《列宁与哲学》（Lénine et la philosophie）中提到过科学“大陆”：“如果我们考虑过人类史上的各种伟大的科学发现，我们似乎可以把我们称之为科学的那些东西当作是各种区域形成，与我们将称之为伟大理论大陆的东西联系起来”。“两片大陆”，即数学和物理学，通过泰勒斯和伽利略向科学认识开放。而马克思将开启“第三片大陆，即历史大陆”。正如阿尔都塞更喜欢切断而非断裂一样，他更喜欢大陆而不是区域，因为大陆的这种隐喻突出了一种切断的观念，而区域的隐喻却没有。

这种认识论上的区域主义，或者说理性主义的多元性，似乎与科学的多样的，不可缩减的复数性特征相一致。统一，或对统一的寻求，将是一种在错误意义上本质的“哲学”特征，而正如英美圈的作者常说得那样，科学总是“不统一”的。

而这正是康吉莱姆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批评之一。他将孔德的实证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置，而前者对各种科学分类中的“不可还原性”极为敏锐。与科学哲学相反，康吉莱姆的认识论因其自身乃是一项区域性的研究而感到自豪。科学哲学“以知识的统一为目标”，“尽管不是没有危险，但它可以将自己扩展为一种认识理论”。



Louis Pierre Althusser

理性的历史和地理

由这些作者所发展的新认识论使得他们对理性的生成展开了反思，而理性只能通过科学来认识。而由此衍生出来的概念则倾向于使理性的形式依赖于历史或“地理”条件。因此，巴什拉解释说，由于“理性必须服从科学”，它必须遵循那些“辩证法”——“那种认为理性是绝对和不变的理性的传统教条只是一种哲学，一种过时的哲学”。巴什拉提出的新理性主义或“超理性主义”（surrationalisme）仍旧有待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关于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论争对于法国哲学协会（Sociétés françaises de philosophie）来说显得非常陈旧。

福柯并不想以这种方式参与到这种论争之中——“扮演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阵营中任意一种无聊的角色”。另一方面，他接受了巴什拉和康吉莱姆关于理性的历史性的教诲，并承认他“受益于”巴什拉关于“理性对自身的工作之中理性自身也成为了分析对象”的观念。这是一个“确定理性的形式的问题。这种形式被表现为主导形式，并被赋予了理性的地位，以便使其作为合理性（rationalité）工作的可能形式之一出现”。

福柯拒绝了“在对理性的和合理性的历史的进行任何批判或者批判性质疑时经常出现的那种威吓”（译注：指要么接受理性，要么陷入非理性），他认为我们可以考察“合理性的偶然历史”，正如我们可以进行“对合理性的理性批判”(critique rationnelle de la rationalité)。

如果说，福柯多次回到康德的“什么是启蒙运动？”（Qu’est-ce que les Lumières ?），其原因在于他认为这是第一次尝试向理性提出“它的历史和地理，它的直接过去和它的行使条件，它的时刻，它的地点和它的现在性（actualité）”的问题——合理性虽然总是宣称自己是普遍的，却也知道自身在历史上被决定的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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