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四） (6-2)

和巴什拉一样，在康吉莱姆这里也有一种真正的“否定”的肯定性。科学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同，它不单单只是幻相，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也具备肯定性功能。因此，生机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却表达了生物学自主性的合法要求——生机论使我们注意到“关注自身所具有的，相对于野心勃勃试图吞并其他学科的物质科学的独立性的一切生物学”。

科学意识形态也有预测的功能，是科学构成的“可能性条件”——“无论过去还是未来，新科学认识的逐步产生，都要求某种智力冒险对于合理化的先行性，要求一种自信的越界。这一越界基于生命和行动的需求，以审慎和不信任的态度超越了那些已经被知道和验证的东西”。



“各种区域理性主义”

正如历史认识论以时间上的断裂为其特征，它也以空间上的中断为标志。巴什拉合康吉莱姆都认为，根据学科以及知识的“区域”的不同，科学方法也不尽相同。这一结论是由巴什拉得出的，他毫不犹豫地谈到了“各种区域理性主义（rationalismes régionaux）”（译注：以下直接表达为区域理性主义，但都是复数的），在“知识的合理组织中，存在着不同的区域”。

同样，巴什拉在《应用理性主义》中研究了一种“电气理性主义”（rationalisme électrique）或“机械理性主义”（rationalisme mécanique）。针对有着“统一狂热”的理性主义，我们必须毫不迟疑地“将理性主义切分开来，以便将其与其赋予形式的物质、调节的现象、创立的现象技术（phénoménotechnique）相联系起来”。

同时，巴什拉也认为，区域理性主义被赋予了某种整合的力量：“在所有区域理性主义中，都有一个一般理性主义的萌芽”。伊波利特正确地指出，巴什拉谈到了“不同的建筑、理性的不同领域——通过类比胡塞尔所谓的区域本体论”，因此他拒绝采纳一种“整体性的哲学”。

康吉莱姆也用过这种地理隐喻。他指出，为了描述历史认识论的特点，我们要看到“与科学哲学相反，它是一种特殊或区域性的研究……对科学的各种原则、方法以及结果的批判性研究”。按照他的说法，“除了应用理性（raison appliquée）的部分，没有哲学批评。而所有的应用则必然是区域性的”。

凭借一系列的空间隐喻——边界、位移、概念的输入和输出——康吉莱姆能够描述科学和科学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因此，科学意识形态相较于科学未来将要占据的位置是处于被“驱-逐/未-抵达”（dé-portée）的状态。“当一种科学来占据似乎由意识形态所指明的地方时，意识形态却并不在人们所预料的地方”。

至于福柯，他把《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作为“严格的‘区域’研究”，把“考古学”作为“总是有限且区域性的比较”。相较于历史研究，他特意将这种空间研究加以特权化。这是一个绘制“考古学领土”和描述“与其说是我们各种科学的源起（genèse），不如说是这些科学特有的认识论空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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