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吉莱姆与福柯后来都对巴什拉用心理学或人类学术语来描述这些障碍一事表达遗憾。在《科学精神的形成》(La formation de l'esprit scientifique)中,巴什拉列举了现代科学在十七、八世纪的诞生时的一系列障碍,这些障碍主要由科学中长期存在的图像构成:植根于日常经验、语词障碍(一个词或一个图像构成了解释),实体论或实在论的障碍、重视生命的泛灵论障碍、精确度的过度(excès de précision)。所有这些障碍都不是纯粹的剥夺,但它们也表现出了一种真正的丰饶性——特别是从想象与诗性的角度来看。
为了克服这些障碍,巴什拉提出了一种“客观认识的精神分析”(psychanalyse de la connaissance objective)。其实际上首先是一种“知性的净化”(catharsis intellectuelle),或者更应该是一种“思想的改革”,以及,根据《应用理性主义》(Rationalisme appliqué)的一个章节的名字来说,是一种“自我的知性监视”。
然而,这种障碍的概念并不是纯粹负面的。障碍对于思想的存在而言是必要的。因为思想需要通过与障碍的对抗来构成和形成。巴什拉始终以自己的方式坚持“否定”(le négatif)的肯定性(positivité)——人必须“通过破坏来创造”。
因此,错误(erreur)的概念也具有相应的重要性。在各种意义上,它都是优先于真理的概念。错误在时间上是第一位的,它总是已经存在的。“真理不可能居于首位,错误才是首先的”。科学认识正是为了与这种首先存在错误而形成的。“科学认识总是对幻相的改革”。正如作为诗人的巴什拉所言,“初生者并不纯洁”。
康吉莱姆也坚持“错误的理论首要性”,因为他把这作为巴什拉的认识论的“第一公理”。对康吉莱姆来说,至少在其初始处,认识总是不纯净的。他甚至承认科学认识始于神话:“科学理论及其作为自身解释原则的基本概念是嫁接于古代图像之上的——如果说这个词今天还没有贬值的话,那么我们将这个古代图像成为神话”。“‘原生质’(plasma initial)难道不是产生出一切生命的神话液体的合逻辑的化身(avatar)吗?难道不是维纳斯自其中诞生出来的泡沫吗”?
后来,康吉莱姆越来越多地将科学认识的障碍设想为社会或政治障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阿尔都塞和福柯那里借来了“意识形态”的概念,并在1970年代形成了看上去自相矛盾的“科学意识形态”的概念。按照他的说法,使用这一概念乃是“一种更新而不拒绝巴什拉的教诲的方式……无论我的年轻同僚们是如何对其自由发挥的,他们确实都受到了他的教诲的启发和加强”。
康吉莱姆将科学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紧盯着(loucher)已经建立起来的科学的信仰。这种信仰承认这种科学的威望,并试图模仿其风格”。科学史一方面要把科学和科学意识形态“分离”,“主张并包含真(l'authentique)驱逐非真(l’inauthentique)这一关系的历史”。但它也必须将科学和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以避免“将一种科学的历史还原为沿革史的陈词滥调,或者说一幅没有立体阴影的平面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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