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一） (6-4)

丹纳的斯宾诺莎主义倾向在后来有所收敛。他在1849年致友人信中建议对方“缓慢而谨慎地阅读斯宾诺莎”；他只承认其为自己的“半导师”（il n’est mon maître qu’à moitié），并相信斯宾诺莎“在若干基本问题上犯了错误”。据肖洛姆·卡恩的推断，在高师读书期间，唯理论哲学及其几何学推演已经不能满足丹纳对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日渐浓厚的兴趣，经验的、实证的研究方法逐渐更受青睐。有关丹纳当时所经历的法国科学主义思潮与研究方法之转变，不妨参考生命科学家乔治·居维叶1808年报告中的说法：在十八世纪颇有影响的假说与推测方法已经被“真正的科学家”抛弃，只有精密的实验才被承认为唯一合法的推理和论证方法。简言之，斯宾诺莎主义及其论证方式显得过时了。

丹纳开始用挑剔的目光打量斯宾诺莎，或许也与他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理解加深有关。如前所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或曰作为历史哲学的黑格尔哲学，直接启发丹纳提出“三因素”思想框架。他对黑格尔的兴趣比对斯宾诺莎更为持久。黑格尔同样承认世界的规律性和合理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因果必然性。如果说黑格尔的逻辑方法有助于避免斯宾诺莎唯理论的“生硬的抽象”，那或许源于对过程性的极端重视。它将一切形式（肯定的或否定的，前进的或后退的）的变化视作同一演化发展的辩证阶段，任何现象被放到一种历史视角里审视，构建了一种具备可理解性的历史延续性。在这个总体性哲学里，非理性或断裂难以容身，普遍联系原则被放入有机整体的视野中，于是在全部因素中可能存在最重要的主导型因素，——在丹纳的决定论公式里便是“三因素”。或许这也正是为何黑格尔被称作丹纳的“启迪者”（inspi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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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

历史哲学笔记中所透露的对于具体性的偏爱，显示出他与黑格尔的旨趣之别。让-勒夫朗曾指出，丹纳与黑格尔的根本分歧在于试图通过“种族”概念赋予历史以生理学的实证性，将人的本质首先看做自然人。这种实证倾向同样主要归于当时法国的科学主义思潮以及进化论思想的广泛传播。此处有必要补充澄清丹纳与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哲学之间的关系。克罗齐在《美学的历史》里专设一章讨论“美学的实证论和自然主义”，以高度批判甚至嘲讽的口吻谈及丹纳，这在丹纳研究者中颇有影响力。卡恩则认为应当在史实上细加辨析：迟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丹纳才在文字上首次流露出对孔德以及实证哲学的关注，而且这种关注是带有批判和异议的；从影响程度上看，实证主义在丹纳那里是晚出的和占据次要地位的；流行的看法惯于将丹纳划入实证主义的流派，这与丹纳对自然科学及物种进化现象的浓厚兴趣有关。笔者同意这个判断。我们可以在十九世纪中叶“时代精神”的意义上说丹纳具有实证思想，出于同样的理由可以确认其科学主义倾向，但不宜在事实层面上认定其实证主义者身份，毕竟他从未正式参与实证主义圈子的活动。其决定论的思想资源，亦不能主要归于孔德实证哲学。

综上，丹纳吸收了斯宾诺莎的绝对因果论和唯物论、黑格尔的作为有机总体的历史哲学，将二者融入科学实证主义时做了修正，形成其决定论的底色。它们构成丹纳思想的现代性。评审委员会曾以丹纳在史学领域过于追求“现代观念”为由，建议其重写《论李维》。在那个新旧思想激烈冲撞的复杂时代，决定论充当了丹纳对抗学院传统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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