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者认为,丹纳正式展开以视觉艺术或者说造型艺术为主要对象的“美学”研究,是迟至《英国文学史》出版之后游历欧洲时才正式开始的,《艺术哲学》的主要内容正脱胎于他的系列游记。这符合丹纳(以及当时大部分欧洲文人)的写作方式,另外他在《英国文学史》完稿之前也曾两次亲赴英格兰。结合前述材料可以初步推断:丹纳的决定论有其丰富而深刻的哲学资源;它非但不是丹纳进行文学研究或美学研究的产物,反而比美学更早、更全面、更根本地进入其思想关切。
1855年5月,丹纳的《论李维》(Essai sur Tite-Live)在法兰西学士院(Académie française)征文中获奖,至1856年出版时,丹纳在前言里增补了这段话:“斯宾诺莎说,人在自然里,并不是如同一个帝国在另一个帝国里,而是如同一个部分在一个整体当中,我们的存在就是精神的自动装置,其活动同物质世界的活动一样是被调整的,它在物质世界里被理解。”紧接其后,丹纳提出如下问题并给出肯定回答:“斯宾诺莎是对的吗?一个人能够在批评里使用精确的方法吗?一种天资能够通过一个公式来表达吗?一个人的诸能力,是否像一株植物的器官组织一样相互依赖呢?是否可以用唯一的法则来衡量和生产呢?给定这个法则,是否能够预测他们的能量并计算出它们的好结果和坏结果呢?是否能够像自然主义者们重建一个化石化了的动物那样重建它们呢?……”这里显露出一种在当时学院氛围中颇显叛逆的无神论-唯物论倾向,主张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同一性,坚信精神科学能够且应当借鉴自然科学的精确方法。将此对照《艺术哲学》,会发现丹纳观念的连续性:“科学本身便是一种实用植物学,不过对象不是植物,而是人的作品。[……]因此,科学遵循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sciences naturelles)日益接近的运动,该运动为精神科学提供原则与谨严,为自然科学提供方向,将同样的可靠性传递给它们,确保它们取得同样的进步。”参考书中前文可知,这段话里的“科学”指的是作为“精神科学”之一种的美学。看来,在精神科学里使用自然科学方法的意识,此时已酝酿了至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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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
丹纳的唯物论是斯宾诺莎式而非孔狄亚克式的。十七世纪欧洲唯理论哲学以上帝为万有的唯一原因。斯宾诺莎比笛卡尔走的更远,将上帝这个绝对第一因贯彻得更为彻底。在他那里,上帝是物质与思想、身体与灵魂、存在与思维诸多二元对立的消失之处;从这个绝对的第一因出发,在宇宙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作用下,必然能够推导出位于该链条任何环节上的结果。这个绝对的因果论也就是严格的决定论。他遵循几何学式的命题证明法,在定义和命题之下设有推论和附释。丹纳对斯宾诺莎的集中阅读,至晚起步于波旁中学时期。那种立足于泛神论的严格决定论,即对上帝的理智之爱,对于早期丹纳是一种必要的精神支撑,曾助其克服科学和伦理学上的怀疑主义危机。在那时候的他看来,斯宾诺莎的实体哲学或绝对哲学(philosophie de la substance ou de l’absolu)超越了以卢克莱修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和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抵达了自我与万有的统一,愉悦与义务的统一,自由与必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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