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三） (5-5)

毫无疑问，丹纳的“新美学”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美学的新起点。他的《艺术哲学》比孔德更直接地将实证方法带给艺术世界，这部实质上的“艺术史科学”，真正推动了法国美学从作为抽象概念的“美”转向对审美事实的研究，为后来的“科学美学”（如欧仁·维龙）和“艺术社会学”（如居友）敞开大门。

在黑格尔主义早已式微的今天，似乎没有什么术语比“决定论”更显过时。若有意估量丹纳决定论的价值与得失，我们需小心地放下任何以今度古的简单批评，而应首先着眼于丹纳整体思想历程，回到历史现场去了解其复杂成因。通过挖掘并比对包括正式出版物和私人信件在内的文献证据，可探知丹纳决定论的真正起源：它是历史哲学研究的直接产物，而非文学或美学研究的结果。“三因素说”汲取了黑格尔历史哲学和斯宾诺莎的唯物论，丹纳志在以之为人文科学锻造一个通行的方法论。这种主观上的革新意图弥漫于其“新美学”蓝图中，同样不可忽略的是，丹纳迂回地借助传统主义，去重建一种与“旧美学”有所不同的保守秩序。革新与保守构成硬币的正反两面，而这枚硬币唯有在货币流通的社会方可保值，于是，保守在此更见其策略价值。丹纳同样是时代的土壤培育出的卓然果实，果实的种子四处散播，形成为新的土壤。自此观之，作为“新美学”的决定论的革新与保守，都可理解为美学家丹纳的被决定的有限自由。



作者简介：张颖，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艺研究》副主编，艺术哲学与艺术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专著《存在主义时代的理论与艺术》《意义与视觉：梅洛-庞蒂美学及其他》，译著《大象无形，或论绘画之非客体》《意义与无意义》《思想的想象：图说世界哲学通史》，主编《文艺研究小丛书》。

该文原刊《哲学动态》2020年第6期

转自：艺术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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