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三） (5-4)

更为深刻的批评者将矛头指向“新美学”的分裂：勒内·韦勒克从这个规律里觉察到一种在美学原则与道德原则之间进行调和的尝试，该尝试显然放弃了前四编审美判断中的非道德主义，非但决定论的客观中立不再被坚持，甚至（如美学史研究者穆斯托克西蒂所言）“在伪科学表象下遮遮掩掩”透露出库赞式的观念论倾向，似乎有意向“旧美学”妥协；另有人毫不客气地指出，“丹纳并无能力将自己隐含的评判原则与历史分析相协调”，甚至明知故犯地掩盖这种分裂，“试图把这些价值判断伪装成某个特定时代或民族的典型事物”。无论是出于丹纳的有意还是无心，决定论的难题其实是先天固有的。丹纳深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连达尔文本人也苦于难以在演化链条中为道德安置角色。从社会历史要素推出人的成果，这种实证观念难以应对自然与自由的调和问题，拙于为生命的创造行为提供依据。唯灵论者们纷纷批评丹纳建基于决定论的艺术史体系性观念构成对人类自由的否定。出于类似质疑，后来让-马利·居友（Jean-Marie Guyau）用生命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扩张替代决定论的自外而内的进路，阐释了一种伦理学视野中的艺术社会学。

当然，除了批评者，也有研究者愿意捍卫丹纳思想的一贯性，想办法弥合其张力。肖洛姆·卡恩的思路比较巧妙。他指出，丹纳决定论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机械主义决定论，而是包含并承认主体选择的自由。由此，他建议从弗洛伊德决定论出发理解丹纳决定论。他的意思大概是，应当在“复因决定”的意义上领会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决定论，它不在单一原因与结果之间进行严格对应，而是敞开多重复合原因的可能；丹纳决定论亦非单线因果思维，或许有能力涵容个体自由问题。不容否认，弗洛伊德的确从丹纳那里借鉴过心理学描述，但卡恩式的联想解释需要亮明更直接的文献依据。

决定论的内在张力，提示我们留意“新美学”在反传统与体制以外的保守一面。如前所述，丹纳决定论植根于作为主导意识的历史哲学，所以这种美学的两面性或可追溯至其整体思想的两面性。有研究者将丹纳对待主流秩序的态度放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认为后两者分别是政权哲学家和社会反叛者，分别以当前和未来为价值制高点，而丹纳那里则不存在任何类似的制高点，他尽管对于当下社会相当不满，却又无力成为一个彻底反叛者，“从未停止期待进入法兰西学士院”。假如愿意承认丹纳无法自外于那个弥漫在大革命之后、尤其是第二帝国时期的古典精神回归大潮，或者说接受“时代精神”对丹纳的深刻塑造，会比较容易理解这种在现代和古典之间摇摆的矛盾心态。甚至，这同样可解释“新美学”第一课上学生的热烈反响：“在今天，很难想象任何学派的艺术学生会愿意沉思这样一种机械论的艺术欣赏框架，重要的是记住，他所教授的那一代人生活在六十年的政治余波里，更有准备、甚至急切于接受任何研究领域的可靠的法则结构。”有人以“新的传统主义”称呼丹纳和勒南这两位成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他们依靠科学方法论，既激烈反对天主教的绝对教权复兴，又尝试在科学基础上缔造一种新的保守秩序。如此看来，丹纳在最后一部作品《现代法国的起源》某些部分所展现的政治保守主义，其实在其早期决定论里已埋下伏笔。



《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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