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真理——在哲学与神学之间（一） (5-3)

但对庄子这样的人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进一步反驳的地方，例如他立足于当下的内心体验，我们也可以再问他：你说你刚才知道鱼的快乐，可是现在已不是刚才了，你现在又怎么知道你刚才的感受呢？可见他的内心体验上的绝对主义也是站不住脚的，他与惠施的彻底的相对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庄子本人也的确说过，在梦中他变为蝴蝶，醒来后发现自己是庄周，究竟是蝴蝶梦见了庄周还是庄周梦见了蝴蝶？他把这种区别称之为"齐物"或"物化"(参见《庄子·齐物论》)，也就是取消个体人格性，使之消融在万物平等之中，这才达到了庄子哲学的真正的底线。

对一个连自己内心的真理都否定了的人，那就真是什么都不用说了，要想通过说服来使这种人皈依基督教的真理或任何真理，又怎么可能呢？他当下内心的感受体验再怎么真切，也只是一次性的，转瞬即逝的，这就没有任何坚持不懈的信仰的基础，甚至没有坚持不懈的怀疑的基础。可见任何信仰和任何真理的原始的基础就是个体人格的独立，至少是对个人的不同于周围环境和自然万物的独特性的坚持。有了这个基础，人就可以运用语言来使自己和自己所信奉的真理得到确定的规定，并在对话中使这种规定从一般的(往往是主观的)确定性日益成为普遍的真理性，使相对的个别人的真理日益接近于那唯一的客观真理。

在这方面，西方哲学和神学并不缺乏这一基础(但直到最近以前还缺乏对这一基础的深入的反思)。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给我们做出了最初的榜样。苏格拉底对个体人格的独特性有最为强烈的自我意识，而他使这种独特性得以确立的唯一手段就是语言，即"辩证法"。通过与人交谈，他使自己心中的逻各斯得到他人的确证，从而上升为客观的真理。但在此之前，他对自己心中的个人意见始终抱一种"自知其无知"的怀疑态度，这种怀疑不是庄子式的一身轻松，而是一种痛苦的"求知"态度，因为他自由地向别人提出的问题要依赖于别人的自由的回答，对于别人会作出怎样的回答他完全没有把握(因为别人是自由的，且往往还抱有与他相反的成见)，只能尽量地依据理性的逻各斯去贴近和超前于别人的思路。只有当他所预想的回答和别人的自由的回答相互一致，也就是两个自由的人格相互一致(如果没有理性的逻各斯，即如果双方不是各自都想确证自己的个体人格、因而都有意地按照语言本身的逻辑进行交谈，这种一致是不可能的)，他的思想(这时已是他和别人共同的思想)才成为了客观普遍的真理。

对苏格拉底而言，只要对方愿意交谈，并遵守语言本身的规律，普遍真理的达成就是必然的。逻各斯、语言的这种既表达个体而又超越个体的神圣作用早在苏格拉底之前就已被提出来了，如赫拉克利特的"神圣的逻各斯"，它甚至还不是神学的真理，而是哲学的真理，它的神圣性只在于它是唯一的"一"，根据它，"这个世界对一切存在者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1页)。在埃利亚派(Eleaticism)那里，逻各斯的"一"和存在的"一"及神的"一"才开始融合起来。柏拉图的"理念"(idea)已具有相当浓的神学色彩，但其本质却无非是作为具有统一作用的"共相"(普遍的东西)的词语和名称。当柏拉图把理念世界作为"真理"的世界与感性现实的世界作为"意见"(doxa)的世界分离开来时，他已经把"一"、即不受变动不居的杂多事物影响的自身同一性作为真理的最根本的特征了，这种自身同一性也体现为永恒性、一贯性和普遍性，它也被看作真正的神性。新柏拉图主义(如Philon,Plotinus)则把最高的"一"、"太一"(One)明确地归于上帝，从而为基督教的真理观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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