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问题（二） (5-3)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必须将一种在场的东西当作"存在"本身的代替物了。这种代替，德里达称之为"替补"(supplément)。他对音乐的演变的"危险的替补"所作的描述与海德格尔对"存在遗忘"的描述极为相近："替代活动远离了诞生，远离了自然或母体的起源。开端的遗忘是一种计算，它以和声代替旋律，以音程代替热情的音调。"但没有这种遗忘也就没有音乐(从语言中)的诞生，更不会有音乐史。这就是"替补"的"致命的优点"。见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289页。实际上，按照希腊人的精神，不可能有离开存在者之在场而能够被把握到的抽象"存在"，对存在的追问必然指向存在者。我们甚至可以模仿胡塞尔的"一切意识都是对某物的意识"而说：一切存在都是存在者的存在。这就是海德格尔所指责的西方文化的"对象化"(Vergegenstaedlichung)和"异化"(Entfremdung)倾向，它其实并不像海德格尔所设想的那样，是随着希腊思想被拉丁思想和近代哲学所"污染"而带来的，而是深深植根于希腊思想本身之中，它属于西方精神的本质和命运。

三、谁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

海德格尔在《尼采》中曾断言，尼采是"西方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还可参看《尼采的话"上帝死了"》，载《海德格尔选集》，第763页："就形而上学通过尼采而在某种程度上自行丧失了它本己的本质可能性而言，我们不再能够看到形而上学的其他什么可能性了"。然而他本人，作为一个西方式的思想者，看来也没有能够逃脱形而上学这一命运，"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的桂冠现在也被人戴到了他自己的头上(如德里达)。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中叶，布朗肖特就在其《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把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全都纳入了哲学的"葬礼"的行列："哲学自身一直在宣告或实现它自己的终结，不论它把那终结理解为是绝对知识的完成，是与它的实际实现相联系的理论的压制以及所有的价值被卷入的虚无主义的运动，还是最终通过形而上学的终结以及还没有一个名称的另一种可能性的预兆来告示的。因此，这将是从今以后伴随着每一位思想家的日落，是一种奇妙的葬礼时刻，哲学精神将在一种提升中为此而欢呼，也就是说或进而说，哲学精神在此时常常是喜悦的，它引导着它的葬礼队伍缓慢前行，在这期间，它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期待着获得它的复兴。"［转引自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2页］

在列维纳斯看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并未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模式，它仍然是一种"自我学说"甚至"利己主义学说"，因为"肯定存在对于存在者的优先性就已经对哲学的本质做了表态，就是将与某人这种存在者的关系(伦理关系)服从某种与存在者之存在的关系，而这种无人称的存在者的存在使得对存在者的把握和统治成为可能(即服从于一种认知关系)，就是使公正服从于自由……"[转引自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第164-165页，慧田哲学公众号「zhexue-ht」编]列维纳斯由此公开提出了复兴形而上学的一个宏伟规划："这种存在论已经是向着存在者而被说出的，那个存在者是从它被给予的那个论题后面重新浮现。这个'向着大写的他人说'——即与作为对话者的那个大写他人的关系、这种与某个存在者的先于任何存在论。它乃是存在中的最高关系。存在论必须以形而上学为前提条件"，"在作为认识基础和存在意义的那种一般存在的揭示之前，就存在着与表述自身的存在者的那种关系，伦理学层面前在于存在论层面"，"伦理学并非哲学的一支，而是第一哲学"［列维纳斯：《整体与无限》，转引自德里达：《书写与差异》，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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