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我看来,海德格尔其实根本用不着列维纳斯所设计的这种"伦理学转向",他的"克服形而上学"的哲学本身就已经是对形而上学的复兴了。首先,他明确承认"形而上学属于'人的本性'","只消我们生存,我们就总是已经处于形而上学中的"[《形而上学是什么?》,载《海德格尔选集》第152-153页],无疑,他在这个层面上是意识到自己的宿命的。其次,他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在表达了对以往一切"人道主义"的批判之后,最终还是承认了自己也是更高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者"。他说:"大概您早已想这样回问我了,这样的思岂不恰恰是思人道的人道吗?这样的思岂不是在任何形而上学都没有这样思过而且总不能这样去思的一种决定性的意思中去思这种人道吗?这岂不是最充分的意义之下的'人道主义'吗?的确是的。这就是从通向存在的近处来思人之所以为人的这种人道主义。但这同时就是这样的人道主义,在这种人道主义中,不是人,而是人的历史性的本质在其出自存在的真理的出身中在演这场戏。"载《海德格尔选集》,第385-386页。
对此可参看马克思关于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和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的同一性关系的观点,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既然如此,那么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仍还是一种整体的关闭"及"这种形而上学恐怕本质上与某种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论断就是有根据的[德里达:《书写与差异》,第250-251页]。而更高意义的人道主义也仍然是人道主义,它(即使按照海德格尔自己的观点)也必将是更高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第三,海德格尔处处强调存在和存在者的"存在论差别",但对于这种差别究竟何在,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实际上也不可能给出回答。因为即使要把存在和存在者区别开来,对"不同于存在者的存在"作出说明,也只有借助于存在者才能做到,而海氏却把存在者从存在身上强行剥离开来,那又何不像维特根施坦所说的: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就应该保持沉默?只要他不保持沉默,那么他说"此在"也好,"自由"也好,"真理"也好,"去蔽"也好,或是说"诗"和"思"、说"艺术作品"和"大地"、说"φυσιζ"和"成己(Ereignis)",一旦说出来,不都是"存在者"吗?不同的只是,这是更高意义上的存在者,是暗示了它本来可以是"无"的存在者,因而是暗示了存在的存在者(即"人"或人的"生存"),但决不可能是存在本身。就此而言,海德格尔的全部哲学,或者说全部的"思",都还是在一个不可言说只可意会的"存在"的统治下并以此"存在"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形而上学。
但海德格尔决不会甘心承认这一点。他把所有这一切表述都看作仅仅是通往"存在"本身的"路标",到后来连"存在"这个词也成为了"路标",要在上面打上叉,表明此"存在"非彼"存在",表明真正的存在是连存在都不能说的。他执拗地以此来表示与形而上学决裂的态度,游走于各种闪烁不定的词语之间。他宣布"哲学的终结"并提出"思的任务":"放弃对以往关于思的事情的规定的思"[《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载《海德格尔选集》第1261页]。但"放弃"思的规定既然也是一种"思",那么"哲学的终结"当然也是一种"哲学"了。正如在黑格尔那里,"纯有"就是"纯无",一切规定都是否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也就是新的"世界观"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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