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问题 (4-4)

德勒兹不得不忽视这个符号伪深度：在他的身体和意义二分法中没有它的位置。当然，在这里展示的是对德勒兹进行的拉康式批评的可能性：作为微分结构的能指不正是这样一个实体，严格说来它既不属于身体深度也不属于意义-事件的表而？具体说到莫扎特的《女人心》：哲学家阿尔凡索所信赖的“机械”和自动作用，不就是帕斯卡《思想录》的重大主题即符号机器、符号“惯例”的“自动作用”吗？德勒兹辨别了严格意义上的身体因果性与自相矛盾的“男根”环节，这是能指系列与所指系列的交叉口，是作为伪原因的谬论，也就是内在于意义自身的表面之流的意义的去中心原因。这里他没有考虑到的，是能指系列对于所指系列而言的完全异质的特性，以及微分结构的同步性相对于意义-事件之流历时性的完全异质的特性。也许在这里比较明显的是德鲁兹的局限性，他最后仍然是个现象学家——正是这个局限性最终导致他向“反俄狄浦斯”的理论“退缩”，“退缩”到对符号界的反抗。在这个精确的意义上，人们可以说禁欲主义者、胡塞尔等人不是性反常者，而是精神病患者：正是对正常象征标准的精神病式的排斥才引起了意义与现实之间悖反性的短路（“当你说‘马车’时，一辆马车就从你的嘴边穿过”，等等）。

如果我们要阐明身体深度与符号伪深度之间的关键区别—后者决定了主体的地位，我们就不得不转而提到或许是现代欧洲意识形态最令人讨厌的要点，提到这么一个作者，他把反女权运动的逻辑学推到了无法超越的极点，他便是奥托·魏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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