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问题 (4-2)

“真正的起源”是对超验起源的反换命题，第一个清晰地阐明这个唯物主义的问题式的入是谢林。在他的《年代》片断（1811-1815）中，谢林设计了一种推动词语、逻各斯出现的计划，在他看来，词语、逻各斯从“上帝的实在”这个深渊而出，从动力（Triebe）的旋涡而出，那种动力是创世之前的上帝。谢林区分了上帝的存在和朦胧的、不可理解的存在的根据，后者作为可怕的前象征的（大写）物，“存在于尚不是上帝的上帝之中”。这个根据包含了“收缩”与“扩张”之间的对抗性的张力，“收缩”是自我撤回、自我本位的愤怒、全部的破坏性的疯狂，“扩张”是上帝泄露、倾诉他的爱。「我们怎么没能在这种对抗性中认识到弗洛伊德的自我驱力和爱的驱力的二元性（在弗洛伊德那里，这个二元性是在力比多和死亡驱力的二元性之前出现的）？]这个不能够忍受的对抗性是一种永久性的过去，它永远不会成为“现在”，因为现在总是意味着逻各斯，是对口语用词的净化，它把对抗性的驱力冲动转换成符号差异。因此上帝首先是“绝对的无差异性”的深渊，是不想得到任何东西的意志，是和平与至福的统治，用拉康的术语来说，则是纯粹的女性的快感、朝向空无的纯粹扩张，这个空无缺乏任何一致性，是被无整合在一起的“泄露”。严格意义上的上帝的“前史”开始于原始的收缩行为，这种行为是通过下列方式来完成的：上帝使他自己获得一种有力的根据，把自己建构为原一（One），一个主体，一个绝对的实体。上帝在“收缩”成一个病人时，就陷入了那种疯狂的、“精神病的”收缩与扩张的交替之中：于是为了逃避这种疯狂，他就创造了世界，大声地说出词语，生出了圣子。词语出现之前，上帝是“郁闷的狂躁者”，这就是上帝为什么创造宇宙万物这个谜团的最清楚的答案——世界是一种创造性的治疗方法，这能够让他从疯狂之中恢复过来……②晚期“启示哲学”时期的谢林从其早期的激进性中退缩回来，承认上帝预先就拥有其存在：现在收缩不再与上帝本人有关，它独特地指明了一种行为。上帝就是通过这种行为创造了后来形成宇宙万物的物质。这样说来，上帝本人就不再卷卷入“起源”的过程中了：起源只涉及创造，上帝就站在历史外的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指导这个历史的过程并保证其幸福的结果。在这种退缩中，在这种从《年代》向“启示哲学”的转变中，《年代》的问题式就转化为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术语：存在与其根据之间的对立现在变成了本质与存在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逻各斯被认为是那种神圣的本质，如果它要完成其实现等目标，那它就需要有一个绝对的存在。

德勒兹和拉康的唯物主义“赌注”就在于这一点：“无性化”—中立的-无性化的意义-事件的表面的出现这个奇迹…并不依赖于某些先验的、来自体外的力量的干涉，它能够从性欲化的身体自身的内在僵局中衍生出来。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它在对庸俗唯物主义和反启蒙主义的不被承认的联合中所引起的冲击一样，男根，作为“阉割”能指的男根要素，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作为“隔割”能指的男根中介着意义-事件的纯粹表面的出现；同样地，它是“先验的能指”即意义领域内的非意义，它分配并调节着这个意义的系列。男根是杰出的外表。男根所“引起”的就是将表面事件与身体深度分离开来的鸿沟：相对于其真实的、有效的、身体的原因来说，它是维持着意义领域自主性的“伪原因”。这里，人们应该会想起阿多诺对先验结构的观念如何源自某种透视的颠倒所进行的观察：主体所理解（误解）为构成性权力的东西实际上是他的无能，他不能够超越对其视野的强制性局限——先验的构成性权力是一种伪权力，相对于真正的身体原因，它是主体盲目性的反换命题。作为原因的男根是原因的纯粹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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