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在本文中,齐泽克以谢林对起源问题的探讨入手,向谢林的前上帝阶段发问,探究上帝创世之前做了哪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版本的唯物主义,并比较了拉康和德勒兹两种唯物主义的差异,从而为晚期谢林的论域——上帝疯了,作出回答,最后,齐泽克将目光转向奥托·魏宁格,表现截然不同的精神分析伦理,也正是郭楠的伦理学。
正文
其他一些人,如哈贝马斯,把主体间交往的普遍媒介作为主体性的最终地平接受下来,拉康与这些人的差别并不在于通常所研究的地方,即并不在于拉康用一种后现代的时髦强调了某些特殊性的残余,它们永远地阻碍着我们对普遍性的完全的接近并把我们囚禁于特殊的语言一游戏的多样性的结构之中。相反,拉康对哈贝马斯这类人的基本指责是,他们没有承认下面这一点并使之成为一个主题,即接近“中立的”语言媒介时,接近普遍性时,主体必须付出代价;当然,这个代价正是“阉割”的创伤,是“成为”主体的对象的牺牲,是从S(完全“病态的”主体)向$(“有障碍的”主体)的过渡。这也是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之间的差异:对伽达默尔来说,说,只要语言的地平“总是一已经在那儿”,他就仍然是一种“唯心主义”;而在海德格尔那里,作为痛苦的不-同的问题式,正是“语言作为我们存在的家”这一本质所固有的,这听起来像是“反启蒙主义的”,但它却指向关于创伤性的切开、“阉割”的唯物主义的问题式,这标志着我们进入了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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