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康德的著作与许多康德主义者的著作相比,对宝石的借鉴要少得多,这一点可以很好地证明。这是詹姆斯-富兰克林(James Franklin)提出的观点(富兰克林,《斯托夫发现世界上最糟糕的论证》)。塞拉斯重构康德的诸多优点之一,就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无宝石的康德: 塞拉斯表明,先验哲学可以而且应该与先验唯心主义相分离,康德对概念和直观的先验区分可以而且应该与他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意识性ideality的论证相分离。)
*39.梅亚苏将费希特视为名副其实的强相关主义(相对于弱相关主义或康德式相关主义,其继续假定自在的存在)的真正创始人,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先验实在论者或许可以被原谅,因为他们对这个主张不为所动,这个主张假想反思性的自由活动取消了每个求助于非假想的现实的资格。费希特对自由和反思的描述不禁让人觉得是无端的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反思被假定为剥夺了自在的资格,因为它是表象的不可对象化的条件,因此它使所有对象,甚至也正是那些被表象为在自身中存在的对象,变成了仅仅是为我们而存在的对象。 然而,即使我们承认反思作为认知表征的条件是无法客观地被认识的这一论断(除了对意识经验现象学的诉求之外,这一论断似乎没有什么依据),但这又是如何许可反思——据说只有通过主观自发性的意识经验(在这里自动等同于不确定性)才能获得——这个主张是一种真正先验的自由的指标呢?梅亚苏对费希特在反思与活动、自发性与自由之间不计后果的等式过于宽容;他太快地许可了费希特对 "反思"、"行为 "和 "自由 "等术语的过度膨胀。
*40.此外,一旦我们意识到,试图控诉实在论的表演性矛盾只不过是精心伪装的 "宝石",那么费希特式的对象化与反思之间的区分就很难改善相关主义的理性的可信度。考虑以下:
一个人不能假想土星除非获得假想的条件(绝对自我的自由的、不可对象化的活动)。
因此,一个人不能把土星假想为非假想的对象(独立于绝对自我的自由的、不可对象化的活动而存在)。
再一次,这里的花招在于对“土星”这个词的两个不同的功能之间含糊其辞 。(当提及土星这个词和指定这个词代表土星的概念时,我们会用“土星”)。为了使前提安全地同义反复(而不是肆无忌惮的形而上学逻辑谬误),“土星”这个词必须被理解为意味着土星【粗体表示土星的概念,与土星这个词区分】这个概念的意义(或“表达的方式mode of presentation”)。但是,为了使结论很有趣(而不是平淡的同义反复),“土星”这个词必须被理解为意味着土星这个概念的所指对象referent。一旦这理解了,很明显,这样考虑会使得其成立,即土星不能独立于其假想的条件(即 正确使用该概念的条件)而被假想,而这样考虑会使得其不成立,即土星不能被假定为非假定(即土星不能存在,除非有正确使用土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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